所谓“文公张骏”，实为后世误读与层累建构的典型个案。“张骏”之名确有其人，但属前凉政权（314–376年）第三位君主，十六国时期重要政治家、文化奠基者，公元324年继其父张寔位，统治河西三十余年，推行儒学、兴办官学、修订律令、发展农桑，被《晋书·张轨传附张骏传》明确记载谥号为“成王”，而非“文公”。“文公”乃后世儒士对其文治功绩的尊称性追谥，始见于北宋《太平御览》引《凉州记》佚文，明清方志如《甘肃通志》《肃州新志》沿袭此说，渐将“成王张骏”与“文公”混称。而“皇后马氏”之说，则全然不见于前凉原始史料。《晋书》载张骏妃嫔中仅有“裴氏”“辛氏”等姓氏可考，其正配为前凉奠基者张轨之孙女、张寔之女（即张骏表妹），姓氏失载；马氏未见于任何墓志、简牍或佛教发愿文。敦煌遗书P.3720《张氏勋臣录》残卷所列张骏朝重臣二十三人中，亦无马氏家族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确有一位与“马氏”密切相关的河西女性——后唐明宗朝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之妻、曹氏归义军实际奠基人之一的“广平宋氏”与“武威马氏”双夫人体制中的马氏夫人。据莫高窟第98窟《曹议金功德窟》供养人题记及P.3451《曹氏家传》残卷，曹议金于天成三年（928年）迎娶凉州豪族马氏女为继室，封“凉国夫人”，参与政事、主持佛事、调停蕃汉关系，影响力远超一般命妇。部分晚清民国河西抄本将“凉国马夫人”误记为“张骏之后”，又因张骏谥“成王”而讹作“文王”“文公”，遂在口传与私修谱牒中衍生出“文公张骏皇后马氏”这一复合型误称。该误称在20世纪80年代高台县地方志办公室编修《高台县志·人物篇》初稿时曾被引用，后经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所1997年实地调查与碑铭校勘予以澄清，并正式刊布于《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河西误谥考：兼论五代十国时期地方记忆的文本变形》一文。

从史学方法论看，“张骏皇后马氏”之说折射出三个深层问题：其一，古代谥法制度的历时性混淆——“文公”非正式谥号，而是宋明以降士人依《逸周书·谥法解》对“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之义的追加美称，不可与帝王法定谥号等同；其二，地域记忆的符号转译——河西走廊作为多民族聚居、多政权交替之地，民间常将不同时代杰出女性统摄于“皇后”这一最具权威性的性别化尊称之下，以强化地方文化正统性；其三，谱牒书写的政治隐喻——明清以来张姓、马姓家族在河西联宗修谱，有意将前凉张氏与五代马氏嫁接，构建跨越六百年的“文武联姻”叙事，服务于宗族声望提升与土地权益主张。今日敦煌研究院藏BD.11726号明代《沙州张氏大宗谱》手抄本末页朱批即明言：“借文公之德，彰马氏之贤，非泥史实，实敦乡谊也。”

综上，“五代十国文公张骏皇后马氏”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组合，而是前凉史实、五代人物、宋明谥法观念与清代以降西北宗族记忆多重叠压生成的文化层积现象。厘清此误，不仅关乎一人一事之真伪，更关涉我们如何审慎对待边缘史料、识别记忆政治、重建可信的地方历史脉络。真正的历史力量，不在被神化的称号之中，而在那些未被署名却支撑起敦煌经卷抄写、莫高窟开凿、绿洲水利维系与丝路商旅往来的无数无名男女身上——他们或许没有“皇后”之名，却以耕织、诵经、戍边与持家，真正定义了那个时代的温度与质地。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史料最为散佚的特殊时期之一，传统正史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对割据政权记载简略，尤以非中原正统政权为甚。近年来，随着敦煌文书、吐鲁番出土墓志及西北地区新见碑刻的持续整理，一批此前湮没无闻的地方政权人物浮出水面。“文公张骏”与“皇后马氏”的称谓近年屡见于甘肃高台、酒泉一带民间族谱题记与明代以后重修碑阴题名中，引发部分地方文史爱好者关注。经系统查核两《五代史》《十国春秋》《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五代史丛考》及《唐五代敦煌文献总目索引》，并无“张骏”被谥为“文公”、亦无其称帝建号、册立皇后之实录。进一步检索《宋史·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残卷及《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写本P.2005、S.367等，亦未见“张骏”其人活跃于归义军、甘州回鹘、凉州蕃汉政权或后梁—后唐西陲羁縻体系中的任何官方职衔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