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而李白则是这一时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文人代表。他以豪放不羁的诗风、飘逸洒脱的个性和游历天下的经历闻名于世，被后人尊称为“诗仙”。然而，在李白的生平记载中，除了诗歌成就之外，还频繁出现“好剑术”“任侠尚武”等描述，使得他在世人眼中不仅是文学巨匠，更似一位行走江湖的剑客。那么，李白究竟是以诗传世的文人，还是仗剑天涯的武士？这个问题引发了历代学者与读者的广泛讨论。

要理解李白的双重形象，必须从他的出身、成长环境以及唐代社会风尚入手。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祖籍陇西成纪，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幼年随父迁居四川江油。他的家庭背景较为特殊，虽非显赫士族，却有一定财力，使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据《新唐书·文艺传》记载，李白“十岁通五经，及长，好纵横术，击剑为任侠”，可见他早年不仅研习儒家经典，还热衷于兵法与剑术。这种文武兼修的成长路径，在盛唐时期并不罕见，尤其在崇尚豪迈气概的巴蜀地区，习武任侠被视为一种风度与能力的象征。

更为重要的是，唐代社会本身具有浓厚的尚武风气。科举制度虽已确立，但并非唯一晋升途径，许多士人通过军功或游历干谒权贵谋求仕途。李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选择了“遍干诸侯”的道路——他不愿走常规科举之路，而是希望通过才华与胆识获得朝廷重用。他曾自称“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并将剑术视为实现抱负的重要手段。在他的诗作中，如《侠客行》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不仅描绘了理想中的侠客形象，也折射出他对剑术与侠义精神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剑客”在唐代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杀手或武术家，而更多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自由、勇气与反抗世俗的精神。李白所追求的“剑客”身份，实则是一种人格理想的投射。他的剑术未必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但其行为方式——浪迹江湖、饮酒赋诗、快意恩仇——却高度契合当时人们对游侠的想象。因此，说他是“剑客”，并非指其职业身份，而是对其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的概括。

另一方面，李白的诗歌成就无可争议。现存九百余首诗作中，既有《将进酒》《蜀道难》《庐山谣》等气势磅礴的抒情长篇，也有《静夜思》《早发白帝城》等清新自然的小品。他的诗融合了道家思想、浪漫主义情怀与个人生命体验，开创了盛唐诗歌的新境界。杜甫曾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足见其文学影响力之深远。从这个角度看，李白首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诗歌才是他流传千古的根本原因。

然而，若仅将其定义为“诗人”，则忽略了其人格的复杂性与时代的多元性。在唐代，文人与侠士的界限本就模糊。王维亦曾写边塞诗，高适、岑参更是亲历战场；而像陈子昂等人，也兼具文才与武略。李白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诗与剑、文与侠完美地融为一体，并通过诗歌不断强化这一形象。例如，《赠崔侍御》中写道：“腰间有侠气，匣中无愧心”，明确将剑器与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扶风豪士歌》则以“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起兴，转入“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的豪侠生活描写，展现出他对权力中心之外自由人生的向往。

此外，李白的人生轨迹也印证了这种双重身份的实践。他曾入长安供奉翰林，短暂接近权力核心，但因性格狂放、不容于权贵而遭排挤。此后长期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期间结交道士、隐士、僧人乃至地方豪强，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这种漂泊生涯，既是诗人采风所需，也是“剑客”行侠的体现。他在安史之乱期间曾加入永王李璘幕府，意图建功立业，虽最终因政治站队错误被流放夜郎，但也说明他从未放弃以实际行动参与时代变革的愿望。

综上所述，李白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具有剑客气质的文化英雄。他的“诗人”身份建立在卓越的文学创作之上，而“剑客”形象则源于其个性、行为与时代语境的共同塑造。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正是那份仗剑天涯的豪情，赋予了他的诗歌以奔放的力量；而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又让他的剑客梦想得以永恒。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将李白归类为“诗人”或“剑客”，而应看到他作为盛唐文化象征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今天的读者在吟诵“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时，不仅能感受到诗意之美，更能体会到一种超越时代的自由精神——那正是李白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