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起因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末期，当时亚述帝国衰落，新巴比伦王国在美索不达米亚迅速崛起。犹大王国作为夹在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弱小附庸国，在外交政策上摇摆不定。前605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在迦基米施战役中击败埃及军队，确立了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权。犹大王约雅敬起初臣服于巴比伦，但数年后转而寻求埃及支持，引发巴比伦的军事报复。

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首次围攻耶路撒冷，迫使国王约雅斤投降。据《列王纪下》记载，包括王室成员、祭司、工匠在内的万余名精英被掳至巴比伦，史称“第一次巴比伦之囚”。此次流放虽未彻底摧毁犹大政权，却已严重削弱其统治基础。巴比伦扶植西底家为傀儡君主，试图通过间接统治维持地区稳定。

然而，西底家最终仍选择背叛盟约，再度联合埃及反抗巴比伦。此举招致毁灭性后果。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大军再次兵临城下，经过长达十八个月的围困，耶路撒冷终因饥荒与内部分裂而陷落。城市被焚毁，城墙拆塌，尤其是象征上帝临在的第一圣殿遭系统性破坏并夷为平地。大量平民被强制迁往两河流域，形成了历史上最为深远的一次民族流散。

值得注意的是，“巴比伦之囚”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分阶段实施的移民政策。考古证据显示，被掳群体主要集中在巴比伦尼亚南部的运河区和城市周边，如尼普尔、西帕尔等地。他们并未沦为奴隶，而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经济自由。《耶利米书》29章中先知写给流亡者的书信，鼓励他们建造房屋、耕种田地、为所在城市求平安，反映出流亡社群的实际生活状态。

正是在这种远离故土、失去圣殿祭祀体系的环境中，犹太人的宗教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于无法进行献祭仪式，会堂（Synagogue）制度逐渐兴起，成为集体祷告、诵读律法和宗教教育的中心。这种去中心化的崇拜形式，使犹太信仰得以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延续和发展。

同时，流亡时期催生了一批重要的宗教文献与思想重构。以西结先知在巴比伦河边目睹异象，传达神的荣耀虽离开圣殿但仍与子民同在的信息；第二以赛亚（即《以赛亚书》40–55章的传统作者）则提出“受苦仆人”的神学概念，将民族苦难赋予救赎意义，并预言波斯王居鲁士将成为解放者。这些文本不仅安慰了当下的流亡者，也为后来犹太教的核心教义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随即颁布诏令允许被掳各族回归故乡并重建神庙。这一政策既出于政治怀柔考虑，也体现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对“宇宙秩序”的尊重。据《以斯拉记》记载，约五万犹大人在设巴萨与所罗巴伯带领下返回犹大，开始重建圣殿工作，史称“第二圣殿时期”的开端。

尽管部分人回归，但多数犹太人选择留在巴比伦，形成稳定的 diaspora（散居）社区。这些海外群体继续使用希伯来语研习律法，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传统，成为日后拉比犹太教的重要源头之一。事实上，现存最权威的《塔木德》版本——《巴比伦塔木德》，便诞生于此后几个世纪的巴比伦学术中心。

从历史影响来看，巴比伦之囚彻底终结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政治统一梦想，促使犹太人从“民族国家”意识转向“宗教共同体”认同。圣殿不再是信仰唯一中心，律法书（托拉）上升为核心权威。这一转变使得犹太教具备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即使在后续两千年的全球流散中仍能保持文化连续性。

此外，该事件也深刻影响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新约中多次引用“巴比伦之囚”作为罪罚与救赎的象征；而在伊斯兰传统中，巴比伦被视为古代智慧与天文学的发源地，与先知但以理等人物密切相关。

今天，巴比伦遗址位于伊拉克境内，虽历经战火损毁，仍是人类文明记忆的重要地标。每年犹太历的“阿布月初九”（Tisha B'Av），犹太人仍会禁食哀悼，纪念包括第一圣殿被毁在内的多重民族灾难，延续着对那段流亡岁月的集体记忆。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摧毁第一圣殿，标志着“巴比伦之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强制迁徙，不仅改变了古代近东的政治格局，更深刻地塑造了犹太民族的宗教、文化与身份认同。作为《希伯来圣经》中反复提及的历史创伤，巴比伦之囚不仅是政治征服的结果，更是犹太教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