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主持，自2022年启动勘探以来，历时三年完成系统性挖掘。该墓葬坐北朝南，呈中轴对称布局，总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由封土堆、神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及侧耳室组成，整体结构符合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典型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室采用青砖砌筑并辅以石灰勾缝，墙体厚实坚固，部分区域还保留有彩绘壁画残迹，内容描绘了车马出行、宴饮乐舞等场景，艺术风格与四川地区已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高度相似。

在墓葬核心区域——后室棺椁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漆木棺，虽外层已严重腐朽，但内棺尚存金属包边与鎏金铜饰，纹样为典型的龙凤呈祥图，象征帝王身份。更为关键的是，在棺内出土了一枚青铜印章，印面阴刻篆书“汉先主昭烈之玺”六字，字体规整古朴，经碳十四测定与铭文比对，初步判定为三国早期遗物。此外，随葬品中还包括玉璧一对、铁剑一柄、漆耳杯数件以及大量五铢钱，其中一枚五铢钱背面刻有“章武元年”字样，恰好对应刘备称帝后的年号，进一步佐证了墓主身份的高度可能性。

尽管目前尚未进行DNA检测（因遗骸保存状况不佳），但综合墓葬形制、地理位置、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多重证据链，专家组一致认为此墓极大概率即为史书中所载的刘备惠陵。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三国帝王陵寝考古的空白，也为研究蜀汉政治制度、丧葬礼仪与文化融合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惠陵仅为衣冠冢，真正埋葬地可能在奉节（古称鱼复）一带。但本次考古成果有力反驳了这一假说。通过对墓葬周围地层沉积物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该区域自东汉以来未经历大规模地质变动，且墓道填土中含有大量当时成都城区特有的红黏土与陶片，表明下葬时确系从成都本地运土封墓，符合“归葬故都”的礼制传统。同时，《华阳国志》中有“先主崩，灵柩还成都，葬南郊”的明确记录，与本次发现地点完全吻合。

此次发掘还揭示出后世对刘备墓的持续祭祀活动。在墓园外围清理出多处唐代至明代的祭拜遗迹，包括香炉残片、供器基座及石碑断块，其中一块残碑上隐约可见“昭烈遗庙”四字，说明至少自唐以后，此处已被官方认定为刘备陵寝所在，并设有专门守陵制度。这也解释了为何今日武侯祠旁会有“惠陵”标识——并非后人附会，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延续性。

从文化遗产角度看，刘备墓的确认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之一，刘备以仁德著称，其“三顾茅庐”“桃园结义”等故事深入人心。此次实物证据的出土，不仅增强了公众对三国历史的真实感知，也推动了蜀汉文化的研究深化。未来，相关部门计划在此建立遗址博物馆，采用数字化复原技术再现墓室原貌，并结合VR沉浸式体验展示三国时期的建筑工艺与精神信仰。

当然，学术界仍有谨慎声音。有学者指出，“汉先主昭烈之玺”虽具极高参考价值，但需排除后世仿制或陪葬明器的可能性；同时，目前尚未发现直接指向刘备姓名的墓志铭文，因此最终定论仍需更多证据支持。不过总体而言，这次考古发现无疑将三国史研究推向新高度，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预见，随着科技手段如微痕分析、同位素追踪等进一步应用，这座沉睡千年的帝王之墓或将释放更多历史密码。而无论细节如何演变，其背后所承载的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历久弥新。

长久以来，关于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最终安息之地，史学界始终存在诸多争议。根据《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刘备于公元223年病逝于白帝城，谥号昭烈皇帝，归葬于成都南郊的惠陵。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加之古代墓葬保护技术有限，刘备墓的真实位置与保存状况一直成谜。直到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成都地区大规模城市基建的推进，一处位于成都市武侯祠附近、地下埋藏深达八米的重要墓葬遗址被意外发现，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