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西周政治家周公旦所作，实则成书于战国时期，经汉代刘歆整理并列入儒家经典。全书分为六篇，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为纲，系统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家官僚体制。每一官职均配有职责说明与礼仪规范，体现了“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周礼》不仅是一部政治制度设计蓝图，更是一种将宇宙秩序与人间治理相融合的哲学表达，如“以天统人”“法天而治”的思想贯穿始终。尽管历史上并未完全照搬实施，但自东汉以来，其理念深刻影响了历代官制改革，如王莽改制、唐代六部制的建立皆可见其影子。

《仪礼》则是现存最早、最具体的礼仪实践手册，共十七篇，详细记载了先秦时期贵族阶层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等各类仪式中的具体程序与行为规范。其语言古奥，注重仪节细节，如迎宾方位、跪拜次数、器物陈设等均有严格规定。《仪礼》反映的是周代宗法社会中“礼以别异”的功能，通过繁琐而庄重的仪式强化等级秩序与血缘伦理。虽然部分内容在后世逐渐简化或失传，但它作为礼制操作的原始文本，为理解古代社会人际关系与权力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由西汉学者戴圣编纂，共四十九篇，是对《仪礼》的解释、补充与理论升华。它不像《仪礼》那样拘泥于形式，而是广泛探讨礼的本质、起源、功能及其与人性、教育、政治的关系。其中《大学》《中庸》《礼运》《学记》《乐记》等篇章极具哲学深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大同”与“小康”的社会理想、“礼者，天地之序也”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瑰宝。《礼记》不仅提升了“礼”的精神内涵，更将其从贵族专属推广为普世道德准则，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三礼”之所以并称，在于它们各自承担不同功能：《周礼》主制度，《仪礼》主仪节，《礼记》主义理，三者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礼学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三礼”被正式纳入官学体系，成为士人必读经典。东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开创“三礼学”传统，使礼学成为经学中最为精深的分支之一。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其中《礼记正义》影响尤广；宋代朱熹推崇《大学》《中庸》，将其列入“四书”，进一步扩大了《礼记》的思想影响力。

从文化意义上讲，“三礼”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制度文献，更是中华文明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们强调秩序、和谐、敬天法祖、尊卑有序、仁爱忠信，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结构。即便在现代社会，“三礼”中的许多理念仍以变通形式存在于家庭伦理、节日习俗、公共礼仪之中。例如，清明祭祖体现《仪礼》中的祭祀精神，婚礼中的“三拜九叩”残留古礼痕迹，《礼记·礼运》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理想，亦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

此外，“三礼”还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的律令制仿效《周礼》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朝鲜李朝以《礼记》为治国纲领，推行礼治社会；越南历代王朝亦重视礼制建设，皆可见“三礼”思想的跨国传播力。直至今日，韩国与日本的传统仪式中仍保留大量源自“三礼”的元素。

综上所述，“三礼”并非仅仅是古代僵化的礼仪条文，而是一套融政治、伦理、哲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它们记录了中华文明如何通过“礼”来建构社会秩序、安顿人心、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三礼”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层逻辑，并在当代语境下探索礼乐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三礼”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关于礼制体系的三部重要典籍的合称，即《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规范与文化生活，是研究先秦至汉代礼制演变、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核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