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包座战役作为红军穿越松潘草地后的重要军事行动，直接关系到红一、红四方面军能否顺利北上。这场战役不仅是地形险要、补给困难条件下的硬仗，更是红军指挥艺术与战略决断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包座战役究竟是由谁指挥的？这一问题背后，牵涉到红军高层的战略分歧与协同作战的复杂背景。

包座位于四川省北部，地处松潘以西，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路。此地群山环绕，河流纵横，尤其是包座河贯穿其间，形成天然屏障。当时国民党军已在腊子口、岷县等地布防重兵，企图封锁红军北上通道。若红军不能迅速打通包座，就将被困于荒凉的草地边缘，面临粮草断绝、部队瓦解的危险。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走出草地后立即发起包座战役，打开北上通道。

此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是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在战役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尽管此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师，内部尚存战略分歧，但在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体制下，前线作战仍由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主导。徐向前凭借其冷静果断的指挥风格和对战场态势的精准判断，被委以主攻任务。

根据战前部署，包座战役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攻击包座以南的大戒寺守敌，二是夺取包座河北岸的求吉寺据点。敌军在此驻守的是胡宗南部第49师，装备精良，依托碉堡工事固守。红军缺乏重武器，攻坚难度极大。但徐向前审时度势，提出“围点打援”战术——即以小部兵力包围大戒寺，吸引敌军增援，而后在运动中歼灭其主力。

具体执行中，红三十军承担主攻任务，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直接指挥前线作战。他们率部连夜急行军，在极端疲惫的状态下完成兵力集结。8月29日，战斗正式打响。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向大戒寺发起强攻，同时派出部队埋伏于包座河两岸的高地。果然，敌第49师师长伍诚仁率部从松潘方向驰援，进入红军预设伏击圈。

徐向前果断下令合围，红军从三面发起猛攻。经过两天两夜激战，全歼敌第49师近五千人，俘虏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这是红军长征以来首次成建制歼灭国民党正规师，极大提振了士气。与此同时，求吉寺方向的战斗也取得进展，虽因地形不利未能全歼守敌，但成功控制了包座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虽未直接参与战术指挥，但在战略决策层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排除南下主张，才促使红军果断发起包座战役。战后，毛泽东高度评价此役：“打开了北上通道，奠定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基础。”

此外，这场战役也反映出红军内部指挥体系的特点：在重大战略方向由中共中央决定的前提下，战役层级充分授权给前线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徐向前的指挥既体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也展现了红军整体协同作战的能力。

包座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封锁红军北上的图谋，更为后续突破腊子口、抵达哈达铺创造了有利条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极端困境中逆势取胜的经典战例，也是长征精神的真实写照。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要铭记那些浴血奋战的普通战士，更应深入理解战役背后的指挥智慧与战略抉择。包座战役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正确的战略判断、灵活的战术运用以及将士们的英勇牺牲。而这一切的核心，正是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军指挥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肩负起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