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辉煌的时代，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却也孕育了诸子百家与璀璨文化。在众多诸侯国中，卫国虽非强国，却因其悠久的宗周血脉和频繁的政治波折而备受史家关注。作为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卫国历经数百年风雨，其兴衰轨迹折射出整个春秋时代的政治变迁。其中，卫国第十八任国君——卫懿公，以其荒诞不经的执政风格和悲惨结局，成为春秋史上极具警示意义的人物。

卫懿公，名赤，是卫惠公之子，于公元前668年继位，统治卫国直至公元前660年兵败身死，在位共九年。他的即位本属正常宗法继承，然而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却彻底背离了“君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最终导致国家覆亡、身首异处，令人唏嘘。

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这是对卫懿公最著名的评价。他极度痴迷养鹤，不仅在宫苑中广建鹤舍，豢养大量仙鹤，更荒唐地赐予鹤以官爵俸禄，让鹤乘坐原本只有大夫才能享用的轩车出行。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等级制度，动摇了贵族阶层的权威，也极大伤害了将士与百姓的感情。在礼制森严的春秋时代，车服器用皆有严格等级规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卫懿公此举无异于挑战整个社会秩序的根本。

更为严重的是，卫懿公对军政事务漠不关心，将国家大权委于佞臣，疏远忠良。当北方狄人（北狄）势力日益壮大，屡次侵扰中原边境之时，卫国地处黄河以北，首当其冲。然而卫懿公并未加强边防、训练士卒，反而沉迷于宫廷享乐，致使军心涣散、民怨沸腾。史载，当狄人大举入侵时，卫国士兵愤然曰：“君使鹤战乎？何不使之！”拒绝为其作战。这一句质问，道尽了民心尽失的悲剧根源。

公元前660年，北狄发动大规模进攻，直逼卫国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卫懿公仓促组织抵抗，亲自率军迎敌，但因军无斗志、指挥混乱，最终在荧泽之战中全军覆没。卫懿公本人也被狄人所杀，传说其身体被食尽，仅余肝脏幸存。这一惨烈结局震惊列国，也成为后世君主警醒的反面教材。

值得提及的是，尽管卫懿公个人昏庸，但卫国并未因此立即灭亡。在其死后，大臣弘演赴前线寻得其遗体残骸，悲痛之下竟剖腹纳肝，以示忠节，此即“弘演纳肝”的典故，彰显了古代士人的忠诚与气节。同时，宋国出兵相助，齐桓公亦派兵护送，拥立卫懿公之侄卫戴公于漕邑即位，延续了卫国社稷。后来迁都楚丘，在齐国援助下重建国家，史称“存亡继绝”，体现了春秋时期尚存的宗法伦理与霸主责任。

从历史角度看，卫懿公的失败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更是春秋中期政治生态变化的缩影。一方面，旧有的周礼制度逐渐瓦解，诸侯国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另一方面，夷狄威胁日盛，要求各国必须具备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与军事动员能力。卫懿公恰恰在这两方面全面失守：既不能维系礼制权威，又无法应对外患危机，终致国破身亡。

历代史家对卫懿公多持批判态度。《春秋公羊传》评其“亡国之道也”，《史记·卫康叔世家》亦直言“懿公好鹤亡国”。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借古讽今，指出“夫失其民者，虽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不足以保其国”，强调民心向背才是国家存续的根本。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未直接记载其事，但其所倡导的“才德论”与“君道观”，实为对此类昏君的深刻反思。

此外，卫懿公的故事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好鹤亡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话语中的经典隐喻，常被用来警示统治者不可沉溺私欲、玩物丧志。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生动描绘了卫懿公宠鹤的荒唐场景，强化了其作为“亡国之君”的形象。直至今日，“鹤轩之宠”仍被用作讽刺官员奢靡误政的典故。

综上所述，卫懿公作为春秋时期卫国第十八任国君，其短暂而悲剧性的统治，既是个人性格缺陷所致，也是时代变革下的必然结果。他以极端方式诠释了“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的礼崩乐坏现实。他的失败提醒后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执政者唯有以民为本、勤政戒奢、整军经武，方能安邦定国。卫懿公虽身死国灭，却以其惨痛教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面永不褪色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