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美协定》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非互惠的优惠贸易安排与财政援助，帮助非加太国家稳定出口收入、促进工业化进程并改善民生。与以往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准入”的西方主导模式不同，该协定首次确立了“非互惠原则”，即欧洲单方面向非加太国家开放市场，允许其工业制成品和部分农产品免税、不限量进入欧共体市场，而不要求对方给予对等回报。这种设计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上的现实差距，体现了国际合作中的公平理念。

协定还设立了“稳定出口收入机制”（Stabex），用于应对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经济冲击。当非加太国家因可可、咖啡、棉花等主要出口商品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导致收入骤减时，该机制将提供财政补偿，帮助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此外，“生产性补救措施机制”（Sysmin）则针对矿产资源出口国设立，用以缓解矿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这些制度创新增强了脆弱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是早期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重要成果。

在资金支持方面，《洛美协定》建立了“欧洲发展基金”（EDF）作为主要融资工具，由欧共体成员国按比例出资，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教育卫生等领域项目。不同于传统贷款，大部分援助以赠款或低息贷款形式提供，减轻了受援国债务负担。例如，在第一轮协定实施期间（1975–1980），EDF提供的资金超过30亿欧洲货币单位，重点投向农村开发与区域一体化项目。

随着时代演进，《洛美协定》历经四次修订与续签：1979年《洛美II》扩大受益国范围并加强发展政策协调；1984年《洛美III》引入人权与发展挂钩条款，开始关注治理问题；1989年《洛美IV》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性别平等，并延长协定有效期至2000年。然而，该协定也面临诸多批评，包括未能有效推动非加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部分援助效率低下以及对欧洲市场过度依赖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了更加严格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使得《洛美协定》中排他性的优惠安排受到法律挑战。在此背景下，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开启新一轮谈判，最终于2000年签署《科托努协定》，取代《洛美协定》。新协定引入“区域性经济伙伴协议”（EPA）概念，强调双向贸易自由化与制度改革，标志着从单向援助向更平等伙伴关系的转型。

尽管《洛美协定》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深远。它不仅是战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的南南合作提供了经验借鉴。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呼吁重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背景下，《洛美协定》所体现的责任共担、差异对待和发展优先等理念仍具现实意义。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关系的演变逻辑，并为构建包容性更强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启示。

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正处于冷战对峙与去殖民化浪潮交织的关键阶段。广大前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面临严峻的经济发展挑战。为构建新型南北合作关系，1975年2月28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前殖民地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与发展协定——《洛美协定》。这一协定不仅标志着传统殖民经济关系的终结，也开启了全球发展合作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