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专诸，活跃于春秋末期的吴国。他是吴国勇士，因伍子胥引荐而结识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当时吴王僚当政，公子光欲夺位，苦无良机。伍子胥深知专诸勇猛果决，遂推荐其行刺吴王僚。专诸不负所托，在一次宴席中将短剑藏于烤鱼腹中，趁进献之际突然刺杀吴王僚，当场将其毙命，自己也被侍卫当场击杀。这一事件史称“专诸刺僚”，成为春秋时期宫廷政变中的经典一幕。专诸虽出身平民，但其果敢决绝、赴死无悔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第二位是豫让，生活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晋国。他原为晋国权臣智伯的家臣，智伯被赵襄子联合韩、魏所灭，头颅被制成饮器，极尽羞辱。豫让悲愤不已，立誓为智伯复仇。他多次改名换姓，甚至用漆涂身使皮肤溃烂，吞炭变声，伪装成乞丐，潜伏于赵襄子必经之路。最终在桥下伏击未遂被捕。赵襄子感其忠义，问他：“你曾事范氏、中行氏，为何不为他们报仇？”豫让答曰：“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言罢请求斩下赵襄子衣袍，挥剑三击以示报仇，然后自刎而死。豫让的故事，集中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成为中国古代忠诚精神的象征。

第三位是聂政，战国初期韩国人，以勇力闻名。他本为屠夫，因杀人避祸携母姊隐居齐国。后受严仲子厚待，赠金养母，感其诚意。当严仲子与韩相侠累结怨，求聂政为其复仇时，聂政毅然应允。他孤身一人闯入戒备森严的韩相府，击杀侠累，并连杀数十名护卫，最终为免牵连姐姐，自毁面容、剖腹而亡。其姐聂荣闻讯赶赴现场，认出弟弟尸体，痛哭而死于尸旁。聂政之举，不仅展现个人勇武，更凸显亲情与义气的交织，令人动容。

第四位是荆轲，战国末期最著名的刺客，其事迹广为人知。燕太子丹为阻止秦国东侵，重金礼聘荆轲刺杀秦王嬴政。荆轲携燕国地图与樊於期首级入秦，图穷匕见，于咸阳宫内追击秦王，终因侍卫及时反应而失败，被当场诛杀。临死前，荆轲倚柱而笑，慷慨陈词：“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其从容赴死、视死如归的气节，令无数后人扼腕叹息。唐代诗人骆宾王有诗云：“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正是对荆轲精神的永恒追念。

这四位刺客，虽身处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却共同承载着一种超越生死的价值追求——忠义、信诺、勇气与牺牲。他们的行为或许不符合现代法治观念，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却是维系道德底线的重要力量。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可见，刺客之“刺”不在手段，而在其“志”。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刺客的行为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专诸服务于权力更迭，豫让执着于旧主情义，聂政卷入卿大夫斗争，荆轲则直接介入国家存亡之战。他们既是个人英雄，也是时代洪流中的棋子。然而正因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更显悲壮。他们的故事历经两千余年仍被传诵，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辉与道德力量，超越了成败本身。

从文化影响来看，“四大刺客”已成为中国武侠精神的原型。后世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大量借鉴其形象，如“图穷匕见”“士为知己者死”等成语皆源于此。他们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叙事，也塑造了民族性格中重义轻生、勇于担当的一面。

总之，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以其非凡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乱世中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传奇。他们的名字，早已超越刺客的身份，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文化基因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诸侯争霸，礼乐崩坏，士人奔走于列国之间寻求立身之道。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涌现出一批以勇武、忠义和胆识著称的刺客。他们或为报知遇之恩，或为伸张道义，或为国家大义，不惜以命相搏，留下惊心动魄的历史篇章。其中最为后人传颂的，便是被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浓墨重彩记载的四位刺客——专诸、豫让、聂政与荆轲。他们并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其事迹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风貌，也成为中国古代侠义文化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