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谱系溯源，李道玄属陇西李氏姑臧房支系，其父李韶为李渊叔父，早逝后由李渊亲自抚养于宫中，与李世民同习弓马、共读《孙子》《吴子》，深得器重。武德元年（618）唐朝立国，年仅十四岁的李道玄即受封淮阳王，食邑三千户——此封爵规格远超同期其他宗室少年，如李世民之子李承乾此时尚未封王，足见其特殊地位。更关键的是，他并未如多数宗室亲王般留京虚领官职，而是在武德二年起便以“行军总管”身份出镇洛阳外围战略枢纽——宜阳，直接参与对王世充集团的钳形攻势。史载其“每战先登，身被七创而不退”，在宜阳—新安一线连破郑军十二寨，迫使其收缩至洛阳城内，为李世民后续围城奠定地理基础。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班师，河北局势骤然恶化。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借民怨复起，半月内连克廿余州，兵锋直指幽州。在此危局下，朝廷未遣老将，反于同年十月急诏年仅十八岁的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节制黎州、相州、卫州等六州兵马，并特许“便宜从事，不受都督府节制”。此举打破唐初“宗室不典兵”的潜规则，实为李渊父子以血缘纽带重建军事权威的顶层设计：既避免功臣集团坐大，又借少年亲王之锐气压制地方割据残余。李道玄不负所托，率军渡过漳水，在列人县（今河北肥乡）设伏，以三千轻骑突袭刘黑闼五万主力，斩首万余，缴获辎重不可胜计，史称“列人大捷”。此战后，河北七州归附，朝廷特颁铁券，许其“子孙世袭淮阳王，永镇河北”。

然而，身份的巅峰亦埋下悲剧伏笔。武德五年七月，刘黑闼卷土重来，联合突厥骑兵南下。朝廷再命李道玄为主帅，与洺州刺史史万宝为副。史万宝素以持重著称，却因不满少年统帅越级指挥，暗中违令按兵不动。当李道玄率精骑冲击敌阵时，史万宝部拒不接应，致其陷入重围。混战中，李道玄马陷泥沼，被突厥射手射中左目，犹持槊杀敌数十人，终力竭殉国。其遗体由部曲冒死抢回，李渊闻讯恸哭辍朝三日，追赠司空、益州大都督，谥曰“壮”，配享高祖庙庭。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特别记载：“上（李渊）抚其棺曰：‘吾失一臂，唐失一柱。’”——此语揭示其真实身份已超越宗室象征，成为支撑初唐军事体系的结构性支柱。

后世对其身份认知的模糊，源于多重历史书写机制的遮蔽。首先，两《唐书》将李道玄事迹散见于《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及《刘黑闼传》，未单独立传，导致形象碎片化；其次，宋代以降理学兴起，“重文轻武”思潮使少年战将叙事让位于文治话语，其军事才能被淡化为“勇而无谋”的刻板印象；再者，明清小说如《说唐》将其艺术加工为“银锤太保”，与虚构人物程咬金并列，进一步消解其真实历史坐标。直至20世纪敦煌出土《唐故淮阳王墓志铭》（P.2645）面世，方证实其“年十九，总戎河北，威震朔野”的原始记录，纠正了《新唐书》误记其卒年为二十岁的讹误。

今日重审李道玄的身份，需跳出单一维度：他是血缘政治的受益者，更是制度创新的实践者；是宗室身份的承载者，更是职业军人精神的践行者；其早夭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折射出初唐权力交接中军事专业化与宗法伦理间的深刻张力。在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武德年间兵符铭文中，“淮阳王印”与“秦王印”并列出现，无声诉说着那段被时光尘封的真相——那个手持长槊、策马漳河的少年，从来不只是皇族花瓶，而是大唐龙旗之下，最锋利的一柄寒刃。

李道玄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生于隋末乱世，卒于武德五年（622年），年仅十九岁。作为初唐最具传奇色彩却长期被史籍简略记载的青年将领，他的真实身份远不止“宗室子弟”四字所能概括——他是大唐开国战争中罕见以亲王之尊执掌方面军、独立统兵十万以上、屡破窦建德、刘黑闼主力的前线统帅；是唐初唯一获赐“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实职并兼领洛州总管、河北道行军总管三重军政要职的未成年亲王；更是《旧唐书》《新唐书》均明确记载“骁勇绝伦，军中号为‘小霍去病’”的战术天才。其身份本质，是唐王朝在政权草创阶段倚重血缘信任、突破常规任用制度、以宗室少壮派填补军事人才断层的关键性政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