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江孜古城笼罩在凛冽寒风与战争阴云之中。一场关乎主权、信仰与民族尊严的殊死抵抗，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悄然拉开帷幕——这便是近代中国边疆史上震撼人心的江孜保卫战。它并非孤立的军事冲突，而是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1903–1904）的高潮与转折点，更是西藏地方军民在清廷中央权威严重弱化背景下，以血肉之躯捍卫领土完整的自觉抗争。

事件肇始于1903年12月，英国印度总督寇松以“通商谈判”为名，派遣荣赫鹏上校率3000余人的武装使团，携马克沁机枪、阿姆斯特朗山炮等先进装备，强行越过则里拉山口，侵入西藏亚东。清廷驻藏大臣有泰消极避战，屡令藏军“勿启衅端”，而达赖喇嘛十三世亦因政局动荡暂避库伦。在此权力真空与战略失序之际，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与僧俗民众并未屈服。1904年4月，英军攻陷帕里后直扑江孜——这座扼守拉萨南大门、控引年楚河谷的战略枢纽。江孜宗山（宗政府所在地）依山而建，石砌堡垒居高临下，成为天然要塞；当地僧兵、民兵及部分正规藏军迅速集结，由代本（军官）朗色林·班觉晋美、拉加里王公及江孜宗本洛桑顿珠等组织防御，动员数千民众运粮、筑工事、熔铸土炮，甚至将寺院铜钟熔铸为弹丸。

5月3日，英军首次进攻江孜宗山受挫；6月26日，经数周围困与炮火轰击，英军集中12门山炮猛轰宗山城堡，藏军以火绳枪、弓箭、滚木礌石顽强还击，击毙英军数十人，包括副指挥官麦克唐纳少校。尤为悲壮的是，7月5日至6日，英军发动总攻，藏军弹尽援绝，仍持刀矛肉搏。据英军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记载：“他们没有现代武器，却从每一道墙缝、每一处垛口射出子弹……当最后一批战士退至宗山顶部，他们砸毁火药库，引燃烈焰，宁死不降。”7月7日凌晨，残存守军数百人在宗山绝顶集体跳崖或自焚殉国，无一人被俘。江孜沦陷，但抵抗未止：此后藏军转战白朗、浪卡子，持续袭扰英军补给线，迫使荣赫鹏不得不分兵驻守，延缓其进逼拉萨的步伐。

江孜保卫战的历史意义远超军事层面。它是西藏人民首次以近代民族意识为内核的大规模自主防卫行动，打破了传统“政教合一”体制下仅依赖中央调停的被动逻辑；其惨烈牺牲催生了西藏近代爱国思潮的萌芽，《江孜纪略》《雪域忠魂》等民间叙事在卫藏广为传诵；同时，它也成为清末边疆危机的重要镜鉴——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确认中国对西藏主权，却默许英国在藏特权，暴露清廷治边能力的系统性衰竭。今日江孜宗山遗址立有“江孜抗英纪念碑”，山巅残存的炮台、弹孔、断垣与经幡交织，无声诉说着那场没有胜利勋章却赢得历史敬意的战斗。它提醒世人：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席卷东亚的至暗时刻，青藏高原的孤勇者以生命重申了一个古老文明不可让渡的底线——土地可寒，民心不可侮；山河可蔽，主权不可蚀。

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保卫战，参战藏军约1.4万人，伤亡逾5000人，英军阵亡203人、伤400余人（数据据英方战报与中方档案交叉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守军中包含大量宁玛派、萨迦派僧人，他们脱下袈裟执戈而战，体现宗教热忱与家国情怀的高度统一；民间更流传“江孜三宝”之说——宗山石、年楚水、抗英魂，成为西藏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符号。2006年，江孜宗山抗英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纪念江孜保卫战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界共识日益清晰：它不是“闭关自守的愚昧抵抗”，而是前现代国家在主权意识觉醒初期，面对不对称战争所迸发的伦理韧性与文化尊严。

历史从不因战败而失重，恰如江孜宗山的沉默——它不高耸入云，却以嶙峋风骨撑起一个民族的记忆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