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称阿尔萨息王朝（Arsacid Dynasty），是古代伊朗高原上继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帝国之后崛起的第三个本土强权，也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枢纽。它并非以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见长，却凭借灵活的游牧—农耕二元体制、卓越的骑兵战术与精明的外交策略，在长达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功抗衡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主导西亚政治格局，并深度参与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网络的构建与秩序维系。

安息帝国的奠基者阿尔沙克一世（Arsaces I）原为中亚达赫（Dahae）游牧联盟中的帕尼部落首领。约公元前247年，他趁塞琉古帝国因内部王位纷争与东部边疆失控之机，率部南下夺取帕提亚行省（今土库曼斯坦东南部及伊朗东北部），建立独立政权。这一事件标志安息时代的开启。值得注意的是，“安息”实为汉代史家对“Arsacid”的音译（《史记》称“安息”，《汉书》沿用），而非其自称——该王朝始终以“众王之王”（Shahanshah）自居，强调对波斯—伊朗传统的继承性。考古证据显示，早期安息君主刻意采用阿契美尼德式王权符号：在尼萨（Nisa，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附近）的王家要塞中，出土的象牙角杯刻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场景；钱币正面为戴软帽（bashlyk）的国王侧像，背面则铸有希腊式雅典娜坐像与希腊铭文“ΒΑΣΙΛΕΩΣ ΑΡΣΑΚΟΥ”（阿尔沙克王），体现其文化上的双重调适能力。

帝国鼎盛期始于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idates I，约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他东征大夏（巴克特里亚）、西取美索不达米亚，将疆域从阿姆河扩展至幼发拉底河，首都亦由尼萨迁至泰西封（Ctesiphon，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泰西封地处底格里斯河畔，水陆通衢，成为连接印度、中亚、地中海与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心脏。据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安息商队每年向叙利亚输送数万匹马、数千吨乳香与青金石；而来自中国西汉的丝绸，则经由西域诸国辗转抵达安息，再由其商人转售至罗马。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痛惜：“罗马每年因购丝流失一亿塞斯特斯银币”，侧面印证安息作为丝路中间商的巨大经济收益与战略地位。

军事上，安息以“安息回射”（Parthian shot）闻名于世——轻装骑射手佯装撤退，于马背回身放箭，屡次重创罗马重步兵方阵。最著名的战例是公元前53年的卡莱战役：苏拉麾下名将克拉苏率七军团远征，却在美索不达米亚沙漠遭安息统帅苏雷纳（Surena）以一万骑兵围歼，罗马军旗被夺，克拉苏阵亡。此役不仅终结罗马东扩势头，更迫使奥古斯都此后数十年采取守势外交，甚至以归还被俘军旗为条件换取和平。然而，安息军事优势具有结构性局限：缺乏攻城重装备与常备工兵，难以持久围困设防城市；贵族领主（wuzurgan）拥兵自重，王权常受地方势力掣肘。公元1世纪后，帝国陷入持续王位继承危机，内战频仍，如沃洛吉斯四世与其弟奥斯罗埃斯一世的十年内战（147—165年），严重削弱边防力量，为后来萨珊波斯的崛起埋下伏笔。

宗教与文化层面，安息奉行高度包容政策。王室虽尊崇伊朗传统信仰（如密特拉崇拜、阿娜希塔女神），但并不排斥希腊化神祇、巴比伦占星术乃至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社群。泰西封建有大型犹太会堂，当地犹太学者编纂的《巴比伦塔木德》大量引用安息时期律法判例；而摩尼教创始人摩尼（Mani）即出生于公元3世纪初的安息贵族家庭，其教义融合祆教、基督教与佛教元素，足见帝国文化熔炉之特质。语言上，安息语属西北伊朗语支，使用阿拉米字母变体书写，但官方文书长期兼用希腊语，直至萨珊王朝才全面推行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

公元224年，安息末代君主阿尔达班五世（Artabanus V）在霍尔木兹甘平原决战中败于萨珊家族领袖阿尔达希尔一世。此役标志安息帝国终结，也宣告伊朗进入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强调血统正统与中央集权的新时代。值得深思的是，安息并未被历史抹去：唐代杜环《经行记》仍称波斯故地为“安息”；阿拉伯史家塔巴里在《历代先知与帝王》中详述阿尔萨息诸王事迹；而现代伊朗民族叙事中，安息与阿契美尼德、萨珊并列为三大“伊朗帝国”基石。其遗产在于证明：一个非希腊化、非绝对君主制的复合型政体，完全可能依托地缘智慧、文化弹性与军事创新，在古典世界维持长久活力——这正是历史百科中安息帝国不可替代的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