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是中国古代礼制系统化、制度化与儒学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秦代“废礼任法”的断裂之后，汉承秦制而重拾周礼精神，经高祖初创、文景宽简、武帝独尊儒术、宣帝折中调和、东汉光武中兴至明章之治的持续演进，最终构建起一套覆盖国家典章、官僚运作、宗族秩序与日常生活的复合型礼仪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不仅成为维系大一统帝国合法性的重要支柱，更深刻塑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

汉代礼仪制度以“五礼”为纲——吉、凶、军、宾、嘉，此分类虽首见于《周礼》，但在汉代获得实质性制度落实。吉礼居首，核心是祭祀之礼，尤以宗庙祭享与郊祀天地为最重。高祖立汉后即建原庙于长安，惠帝时始定“月祭”之制；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采纳公孙弘、董仲舒建议，确立“冬至祭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的定制，使郊祀升格为国家最高政治仪式。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行“藉田礼”并重建明堂，更将礼制实践与皇权神圣性、天人感应论深度绑定。考古所见满城汉墓金缕玉衣、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尹湾汉简《神乌赋》中对“孝”的礼义诠释，均印证吉礼已内化为精英阶层身份认同与宇宙观表达。

宾礼体现中央与四方关系，包括朝觐、聘问、册封等。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入朝需行“执贽”“再拜”“稽首”等仪节；对匈奴、南越、西域诸国，则发展出“赐玺绶”“授节钺”“设属国”等差异化礼仪安排。张骞通西域后，“宾礼”范畴扩展至跨文明交往：甘英使大秦未果，但《汉书·西域传》详载各国“奉国珍、持符节、候诏于鸿胪寺”的程序，鸿胪寺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专职外交礼宾机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宾礼并非单向臣服展演，而是通过“厚往薄来”“赐予倍于所献”的物质交换，构建起以汉为中心的东亚礼治秩序网络。

嘉礼涵盖冠、婚、射、飨、庆贺等人生节点与公共庆典。《仪礼》十七篇在汉代被重新发掘整理，叔孙通为高祖所制“汉仪”，实为简化版嘉礼实践指南。文帝时推行“举孝廉”制度，将乡里“行修能显”者纳入察举，使婚礼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与冠礼中的“三加”（缁布冠、皮弁、爵弁）成为士人阶层晋升的前置文化资格。居延汉简中屡见“某里男子甲年十五，行冠礼，里正为宾”的记录，说明嘉礼已下沉至基层社会结构之中。

凶礼以丧葬为核心，其制度化进程尤为显著。西汉初期尚存楚地巫风遗俗，但自贾谊《新书·礼容语》强调“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至东汉《白虎通义·丧服》系统阐释“五服制度”（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与血缘亲疏、政治等级完全对应。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金缕玉衣、海昏侯墓“孔子屏风”与“昌邑籍田鼎”铭文，揭示高级贵族如何通过器物组合与空间布置实现“事死如事生”的礼义表达。而普通吏民则依律令行事：睡虎地秦简《日书》影响延续，汉代《二年律令》明确规定“吏二千石以上，丧得置酒食”，而庶人“不得过一豚”，礼的等级性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军礼虽文献记载较略，但《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反复强调“军旅之礼，贵在严整”，出征前必行“类祃”（祭天）、“宜社”（祭地）、“造祢”（告庙）三礼；凯旋后则有“饮至策勋”之仪。卫青、霍去病每次出征前皆由太常卿主持祭旗仪式，敦煌汉简中亦见“戍卒甲某日习射于校场，长吏莅观”的记载，表明军礼既是军事动员机制，亦是纪律教化手段。

值得深思的是，汉代礼制并非静态法典，而是动态实践过程。董仲舒“春秋决狱”将《春秋》经义作为司法裁量依据，使礼法交融；王莽托古改制，以《周礼》为蓝本重构官制与礼器，虽致政局动荡，却反向推动礼学研究深化；郑玄遍注三礼，融会今古文经学，终成汉代礼学集大成者。这种“制礼—行礼—释礼”的循环，使汉礼超越形式规范，升华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文化操作系统。

综上，汉代礼仪制度绝非繁文缛节的堆砌，而是融合政治哲学、宇宙认知、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的精密文明装置。它既为帝国提供稳定运行的“软性宪制”，又为个体赋予生命意义的坐标体系。其影响远及日本《养老令》、朝鲜《高丽史·礼志》、越南李朝《刑书》中的礼法条文，构成东亚文化圈共享的制度语法。理解汉礼，即是理解中华文明何以绵延不绝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