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姓”是商王室的正宗姓氏，源于商族始祖契。据《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赐姓子氏。值得注意的是，“子”在先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子女”之义，而是上古八大古姓之一（姬、姜、姒、嬴、妘、妫、姚、子），具有神圣性与血缘排他性，专属于王族及核心宗支。商代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子某”“多子族”“子画”“子央”等称谓，子”即指王族成员或其近支后裔，印证了“子”作为宗族标识的制度化使用。考古发现亦佐证此说：殷墟出土的“子渔鼎”“子执尊”等青铜器铭文，均以“子”为氏，器主为商王同族贵族，非臣属异姓。

商王世系严格遵循子姓内婚与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继承法则。自成汤建国至帝辛（纣王）亡国，三十一代君主皆出子姓，无一例外。纣王之父帝乙、祖父武乙、曾祖父康丁，皆以“帝”为尊称，而名号后缀如“乙”“丁”“辛”，实为商代特有的“日名制”——依其去世当日所值天干命名，属祭祀体系的一部分，并非后世理解的排行或谥法。“纣”绝非其本名，更非姓氏。“纣”字最早见于《逸周书·谥法解》：“残义损善曰纣”，属周人所定恶谥，意为“马缰绳套于马颈之上，引申为拘束正道、悖逆纲常”。周人以“纣”代称帝辛，既完成政治正统性建构，也实现对前朝合法性的系统否定。这种谥号政治，使“商纣王”三字本身即承载着胜利者的历史书写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并无后世“姓氏合一”的概念。“姓”明血缘、别婚姻，“氏”则标地望、分贵贱。子姓之下，王族分化出诸多“氏”，如“殷氏”（居殷墟者）、“宋氏”（微子启封宋后以国为氏）、“空桐氏”（契之后裔分支）等。纣王本人未另立新氏，始终以“子”为姓，故《左传》昭公十七年明确记载：“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此处对比可见，只有功臣或旁支才“赐氏”，而王族嫡系恒守本姓。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庶兄微子启、箕子，皆称“子某”，而非“某氏”，正是子姓王族身份的直接体现。

近年殷墟考古成果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知。2015年殷墟大司空村M43墓出土铜戈铭文“子妥”，与甲骨文“子妥”卜辞相合；2022年洹北商城遗址发现带“子”字族徽的陶文与朱书文字，证实“子”作为王族标识贯穿商代早、中、晚期。尤其重要的是，所有已识读的商王自名（如“武丁”“祖甲”“帝乙”）均未见“纣”字，反在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铭文中首次出现“珷王征商，唯甲子朝……”及“伐纣”字样，清楚表明“纣”为周初新造的政治符号。

厘清纣王姓氏，不仅关乎名物训诂，更牵涉对商周革命性质的再认识。若将纣王简单标签化为“暴君”，便难以解释何以周初仍封其子武庚于殷都故地，命其“续殷祀”；亦无法理解为何箕子远赴朝鲜建“箕子朝鲜”，而周人默许其以“子”姓行王道之政。《尚书·洪范》载周武王向箕子请教治国大法，箕子答以“洪范九畴”，其思想深度远超一般亡国遗臣。这些史实暗示：周人推翻的并非“子姓暴政”，而是帝辛个人统治危机下的权力失衡——包括旧贵族离心（如比干、箕子见疏）、方国叛附（东夷未靖、孟津观兵时八百诸侯倒戈）、以及神权体系动摇（甲骨占卜频次锐减、祭典简化）。其失败根源，在制度僵化与战略失当，而非姓氏或血统之污。

综上，商纣王姓子，名受（或受德），属子姓商王世系之嫡脉。所谓“纣”，是周人赋予的政治谥号，非其本名，更非姓氏。还原这一基本史实，不是为暴君翻案，而是挣脱后世道德史观的桎梏，重返青铜时代的宗法语境，理解一个以“子”为血纽带、以“天命”为统治依据、以甲骨为沟通媒介的古老王朝如何走向终结。子姓之“子”，既是一个音节，更是一把钥匙——开启殷商三十一世六百余年历史纵深的密钥。

商纣王，作为中国上古史中最具争议性与戏剧性的末代君主之一，其暴虐形象历经《尚书》《史记》《封神演义》等多重文本层累塑造，深入人心。在层层道德审判与文学演绎之下，一个被长期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常被遮蔽：商纣王并非“姓纣”，“纣”实为其谥号；他本姓子，名受（一说受德），是商朝第三十一代、也是最后一位君主。这一看似简单的姓氏问题，实为理解殷商政治结构、宗法制度与族群认同的关键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