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继承安排，是深思熟虑又充满矛盾的产物。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病逝，谥号“懿文”，其子朱允炆遂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晚年屡次强化储君地位：命儒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辅佐讲学；令其参与朝议，习练政事；更于临终前颁《皇明祖训》，严令“凡朝廷无皇子，必择诸王中最贤者立之；若诸王中无贤者，则立皇太孙”，以制度形式确认朱允炆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虽封二十余子为藩王，但明确限制其“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意在使藩王仅具军事威慑之能，不得干预政务。他甚至在《祖训》中告诫：“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此条本为防权臣乱政而设，却意外为日后藩王干政提供了法理依据。

朱允炆即位后改元建文，年号“建文”取自《周易·坤卦》“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寄寓仁政理想。他迅速启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参赞军国大事，又倚重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学士，推行宽刑省赋、减冗官、兴文教等新政。然其核心举措——削藩，直指朱元璋留下的结构性矛盾。建文元年（1399年）起，朝廷以“图谋不轨”为由，先后废黜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五藩。其中湘王朱柏不堪受辱，举火自焚；齐王被囚于京师；周王贬为庶人。这一系列雷霆手段，非但未能震慑诸王，反而将矛盾焦点引向最具实力的燕王朱棣。

朱棣时为北平藩王，统率精锐“燕山三护卫”，长期镇守北方边陲，屡破元裔残部，军功赫赫，麾下将士效死，谋士如姚广孝（道衍和尚）深谙韬略。建文帝削藩之初，朱棣佯装疯癫、卧床呓语，暗中积聚粮秣、训练士卒。当朝廷密令逮捕其王府属官、并遣张昺、谢贵入北平收缴兵权时，朱棣果断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元年七月，他以“清君侧，诛齐、黄”为名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攻破南京金川门，建文帝于宫中大火中失踪，史称“壬午殉难”。

值得注意的是，朱允炆的失败，非仅因政治稚嫩或削藩操切。深层原因在于朱元璋制度设计的内在悖论：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压制文官集团，造成建文朝缺乏经验丰富的实务型大臣；另一方面又赋予藩王过强军事自主权，却未配套建立有效的中央节制机制。加之朱元璋晚年大肆屠戮功臣（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四万余人），导致建文帝登基时朝中既无宿将统军，亦乏老成持重之相，唯赖书生运筹，终致兵败。清代史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评曰：“高皇帝以马上得天下，而欲以礼乐守之；建文承之，务为宽厚，而不知兵机已失。”可谓一语中的。

后世对朱元璋传位决策多有争议。有人认为其恪守嫡长制，维系礼法正统，无可厚非；亦有学者指出，朱元璋明知朱棣“龙行虎步，瞻视不凡”，却刻意压抑其继位可能，实为防范武力干政，反致更大动荡。而建文帝失踪之谜——是自焚身亡、流亡西南、抑或浮海远遁？明清两代笔记如《革除遗事》《明良记》各执一词，直至今日仍为明史研究热点。南京明故宫遗址、云南大理感通寺“碧玉碑”、福建宁德支提山华藏寺“让国碑”等实物遗存，亦持续激发学界考辨热情。历史并非单线演进，朱元璋的遗诏、朱允炆的改革尝试、朱棣的靖难逻辑，共同构成明代早期权力结构转型的复杂图谱——它提醒我们：制度设计的刚性与现实政治的弹性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西宫驾崩，享年七十一岁。这位出身贫寒、从乞丐、僧侣到开国君主的传奇帝王，在位三十一年间重建中央集权、整饬吏治、推行屯田、编订《大明律》与《大诰》，奠定了明代两百余年制度根基。其身后继承问题却成为帝国初期最剧烈的政治风暴源头——他并未将皇位传予功勋卓著、手握重兵的成年皇子，而是遵循“父死子继、嫡长为先”的宗法原则，指定时年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为嗣君。这一选择，表面合乎礼法，实则埋下深刻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