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孙登，字子高，生于建安十四年（209年），早年即被立为太子，时年仅十二岁。孙权对其寄予厚望，为其配备张昭、诸葛瑾、谢景等名儒重臣为辅，又令陆逊“领宫职”，实际承担监国之责。孙登宽仁明断，体恤士卒，曾谏阻孙权苛征丹阳山越，亦在赤乌四年（241年）亲率水师巡江防备魏军。然而天不假年，年仅三十三岁便病逝于武昌。他的猝然离世，成为东吴政局转折的关键节点——储位空悬，继统无定，直接诱发了此后长达十年的“二宫之争”。

次子孙虑，字子智，少有才气，十五岁即拜镇军大将军，假节，封建昌侯。史载其“聪慧敏达，好文学”，但未及参与核心权力角逐，于赤乌元年（238年）病卒，年仅二十。其早逝虽未引发政争，却进一步削弱了嫡长一系的延续可能，使继承格局愈发失衡。

第三子孙和，字子孝，赤乌五年（242年）被立为太子，时年十九。他勤学尚礼，亲近儒士，与陆逊、顾谭、吾粲等江东士族关系密切。然而其弟鲁王孙霸“同宫”而居，待遇几无差别，孙权更纵容近臣全琮、杨竺等人构陷太子党，制造对立。自赤乌七年始，“二宫构隙，举国中分”，朝臣被迫站队，顾谭流徙，吾粲下狱死，陆逊忧愤而卒。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废孙和为南阳王，徙置故鄣；旋即赐死孙霸。这场持续八年的储位斗争，耗尽东吴最后的政治共识与人才储备，史家评曰：“自是之后，吴日以削。”

第四子孙霸，字子威，初封鲁王，宠遇超伦。其野心与权谋远胜诸弟，暗结全寄、吴安等宗室近臣，屡进谗言，激化矛盾。然其政治根基薄弱，缺乏军政实绩与士族支持。废立之际，孙权为绝后患，下诏赐死，年约三十。其死非仅个人悲剧，更标志宗室权力失控的警讯——此后孙奋、孙恭等弟辈皆遭严密监控。

第五子孙奋，字子扬，初封齐王，后徙章安。性格刚烈，曾擅杀封国属吏，又私造兵器，被孙权严词斥责。孙亮即位后，因惧其势大，下诏削其兵权，徙至豫章。永安年间，孙休即位，疑其有异心，遣使赐死。其命运凸显东吴后期对宗室“宁枉勿纵”的猜忌逻辑。

第六子孙休，字子烈，初封琅琊王，因避“二宫之祸”远徙虎林，远离建业政治中心。正因边缘化身份，反使其保全性命，并在孙亮被废后，经张布、丁奉等将领拥立，于太平三年（258年）登基。他在位六年，整肃孙綝专权，诛灭权臣，恢复丞相制，重用韦昭修《吴书》，短暂提振朝纲。其继位看似偶然，实为孙权晚年刻意疏远、客观上保留的“安全选项”。

第七子孙亮，字子明，母潘皇后所生，赤乌十三年（250年）立为太子，时年仅九岁。太元二年（252年）孙权崩，孙亮即位，成为三国最年轻的帝王之一。然其幼弱，大权先后落入诸葛恪、孙峻、孙綝之手。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北伐败归，被孙峻诛杀；太平三年（258年），孙綝又废孙亮为会稽王，改立孙休。孙亮后于建衡二年（270年）被逼自杀，年仅十八。其悲剧浓缩了幼主临朝、权臣迭起、宗室倾轧的全部症结。

七子之中，唯孙休以隐忍得国，孙亮以幼弱亡身，其余五人或早夭、或被废、或赐死、或幽禁，无一人得以善终且平稳交接权力。这一罕见的皇子集体悲剧，根源不在个人德行，而在孙权晚年的统治失衡：既未能确立稳固的继承法度，又放任诸子结党、近臣干政；既倚重江东士族，又扶持淮泗旧部与宗室新贵相互制衡，终致政体失重。陈寿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此语尤见于其家庭治理——亲子尚不能免，遑论朝臣？东吴立国五十九年，竟无一次平稳的父死子继，七子命运即为最沉痛的注脚。他们的生与死，不是家族秘辛，而是帝国结构性危机的具象化呈现：当制度让位于权术，亲情让位于算计，再强盛的基业，也终将随血脉的凋零而倾颓。

孙权作为三国时期东吴的开国君主，不仅以雄才大略奠定江东基业，更因其复杂的家庭结构与继承之争，深刻影响了东吴政权的稳定性与历史走向。他一生共育有七子，按《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明确记载，依次为：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孙休、孙亮。这七位皇子并非皆得善终，其生平轨迹宛如一面棱镜，折射出皇权继承制度的脆弱性、宗室政治的残酷性，以及东吴由盛转衰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