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最卓著的贡献在于开创性地构建中文科学术语体系。1868年，他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合作，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启长达十七年的科技译介事业。二人共译《化学鉴原》《汽机发初》《电学》《声学》《光学》等百余种西书，化学鉴原》尤为里程碑式成果。面对西方元素符号与周期律尚无对应中文表达的困境，徐寿创造性采用“取古字赋新义”与“造字表专指”双轨策略：如沿用“钙”“钠”“钾”等古医籍已有字，赋予其现代元素内涵；对无现成汉字者，则依形声规律新造“镁”“锌”“锰”“铂”等四十余字。这些术语不仅准确传达原子量、化合价、气体定律等核心概念，更以简明、系统、可扩展的构词逻辑，奠定现代中文科技语汇基石，至今仍被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海外华语科学界通用。

技术实践层面，徐寿是首位独立设计并建成中国第一艘木质蒸汽轮船“黄鹄号”的工程师（1865年）。该船长55尺，航速约10节，完全摒弃外购动力装置，由其亲手测绘锅炉、铸造汽缸、调试联动机构，并成功试航于南京下关江面。此举打破“西人擅技、华人惟仿”的迷思，彰显本土工程自主能力。此后，他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1874年），提出“格致之学，贵在实测”的办学宗旨，开设矿物、测量、汽机、化学实验等课程，购置显微镜、光谱仪、伏特电池等先进仪器，组织学生开展电解水、燃烧热测定、光折射率测量等实验——这是中国最早具备现代实验室形态与探究式教学精神的科学教育机构。

徐寿的科学观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底色。他反对将西学神秘化或附会阴阳五行，强调“理本自然，不因人异”；在《化学鉴原》序言中直言：“化学之理，即造化之理也。万物之成毁，皆循其律，非人力所能增损。”这种基于实证与逻辑的自然哲学立场，使其超越同时代多数洋务官员“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局限，接近科学本体论自觉。尤为可贵的是，他坚持译著署名权，拒绝将合译成果归于洋人名下，亦不隐匿自身主导角色，在晚清知识生产权力结构中捍卫本土学者主体性。

晚年徐寿致力于科学普及，编撰《汽机命名》《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等工具书，主持格致书院《格致汇编》杂志（1876–1892），以白话解析电磁感应、X射线原理（当时称“照骨术”）、元素周期表雏形等内容，使深奥学理抵达士绅与工匠阶层。其子徐建寅承其志业，成为中国近代军工与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父子两代构成罕见的本土科学家族传承链。

历史纵深审视，徐寿绝非孤立的技术匠人，而是文明转型期的知识枢纽：他上承宋明实学传统，下启现代学科建制；既扎根江南经世致用土壤，又主动对接伦敦皇家学会前沿成果；其翻译不是语言转换，而是认知范式的移植与再造；其造船不止于器物复制，更是工程思维与协作组织能力的本土孵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其“开风气之先”，竺可桢赞其“为中国科学界之鼻祖”，而当代科学史家席泽宗则指出：“没有徐寿的术语创造与教育实践，20世纪中国科学话语体系将难以建立。”当我们在元素周期表中读到‘氢氦锂铍硼’，在实验室中操作pH计与分光光度计时，那些凝练单字背后，依然跃动着19世纪无锡乡贤以毛笔与算尺刻下的理性基因——它无声诉说：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不在条约口岸的炮火，而在江南书斋里一盏油灯下，一个拒斥蒙昧、执着求真的灵魂所发出的恒久光亮。

徐寿（1818–1884），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工程技术先驱。他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卒于光绪十年，一生跨越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关键时期，其学术实践与思想探索深刻嵌入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初始脉络。在传统科举失意后，徐寿并未沉沦于功名幻梦，而是转向实学钻研——早年遍读《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典籍，精研物理、数学、机械与声学；中年始系统接触西学，尤以化学、力学、光学为重心，成为晚清极少数能贯通中西自然知识体系的本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