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坛（1863—1938），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岭南最具代表性的医学大家与经学通儒之一。他并非出身世医之家，亦非科举显宦，却以“不立门户、不争虚名、不藏秘方”三不原则立身立言，在动荡易代之际，将《伤寒论》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实证高度，更以毕生践行“医者仁心、儒者载道”的双重人格理想，成为近代中医史上罕见的“通儒型医家”。其人生轨迹横跨晚清科举制度末期、辛亥鼎革、军阀割据与抗战烽火，却始终未入仕途、不趋时势，唯以讲学、诊病、著述为业，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开馆授徒逾四十年，门下弟子逾三千，其中成名者如黄兆汉、谭次仲、黎少庇等，皆成粤港中医中坚。陈伯坛治学之始，本为传统儒生——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名列广东乡试第七，本可循例入仕，但他目睹甲午战败后国势倾颓、民生凋敝，尤见乡里疫疠频发而医者多执古方、泥于成法，遂决意弃官习医。他自述：“举业可得名，不可活人；经术可明理，不可愈疾。然理与疾本一源，故必通《周易》《春秋》而后可读《素问》《伤寒》。”此语非虚饰之辞，而是其学术方法论的核心：他将《伤寒论》置于汉唐经学诠释传统中重加疏解，以《周易》象数析六经传变之机，借《春秋》微言大义辨病机进退之序，用《礼记·月令》四时五行观统摄药性升降浮沉。其代表作《读过伤寒论》（1925年初刊）摒弃历代注家“以经解经”之窠臼，首创“病脉证并治图说体”，全书无一句空论，每条原文必配手绘脉象图、病势流变示意图与临床验案三重印证。现存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其手稿《伤寒百问》，以问答体厘清108个关键疑难，如“太阳病头痛，何以有喜呕者？”“少阴病但欲寐，何以有面赤身热反似阳证者？”——答案皆出自其数十年临证所见真实病例，而非引经据典。尤为可贵者，陈伯坛坚持“医乃活物之学”，凡遇重症，必亲至病家察环境、问炊食、观神色、切脉至半小时以上；对贫病者不仅免诊金，更常自购药材遣人送至村舍。1932年广州霍乱大流行，他率弟子在西关设十处义诊棚，昼夜轮值，自制“辟秽化浊饮”免费施药两万余剂，救活者不可胜计。其教育理念亦极富现代性：反对死背汤头歌诀，要求弟子先学解剖基础（曾邀西医同道讲解人体结构），强调“不知脏腑，不许谈方”；创办“伯坛医学讲习所”时，课程含生理、病理、药物植物学、医德伦理四门主干，并规定每月须赴医院见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拒绝日伪延揽，携手稿避居澳门，在青洲陋室中仍为难民义诊，并完成《金匮要略札记》最后三卷。1938年病逝前，将毕生藏书、手稿、诊籍悉数赠予岭南大学医学院（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唯留一方端砚与半部未校完的《温病条辨评点》交予长子，砚底刻“守拙存真”四字。陈伯坛身后寂寥近三十年，直至1980年代广东中医界重拾岭南医史，其学术价值方被系统发掘。2006年《陈伯坛医集》整理出版，2019年“陈伯坛伤寒学术流派”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回望其一生，他既非革命志士，亦非商界巨擘，却以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文明的底线：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用指尖的脉象确认生命的温度；在众声喧哗的变革中，以一笔一划重写经典的尊严。他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抵抗——抵抗知识的碎片化，抵抗医术的功利化，抵抗文化的失忆症。当我们谈论中医传承，陈伯坛提醒我们：真正的经典活态传承，不在香火祭祀，而在临床实证；不在门户壁垒，而在开放胸襟；不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而在人间烟火中辨证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