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其诗作被誉为“诗史”。他的一生历经安史之乱、战乱流离、仕途坎坷，始终心系国家百姓，用诗歌记录时代苦难。然而，关于这位伟大诗人的最终归宿——他是如何去世的，历史上却并无确切定论，留下诸多猜测与传说。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大历五年，右拾遗杜甫卒于耒阳，年五十九。”这是正史中对杜甫去世最直接的记录。大历五年即公元770年，杜甫时年五十九岁（按虚岁计），地点在湖南耒阳。但这一记载极为简略，未说明死因，因而引发了后人广泛讨论。

更为流传的说法来自《新唐书》和一些地方志、笔记小说。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种说法是：杜甫在漂泊途中滞留耒阳，遭遇连日暴雨，江水暴涨，无法行船，断粮多日。当地县令得知这位名诗人困顿于此，特派使者送酒肉接济。杜甫久饥之后暴食，竟因此病发身亡。这种说法在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甚至被部分文人写入诗话，成为“杜甫吃撑而死”的民间印象。

然而，现代学者对此说多持怀疑态度。首先，这种描述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类似“悲剧英雄最后饿死”的文学化处理，可能出于后人对其悲苦一生的同情而加以渲染。其次，从医学角度看，长期饥饿后暴饮暴食确实可能导致“再喂养综合征”（Refeeding Syndrome），引发电解质紊乱、心力衰竭等危险状况，这在现代医学中有明确案例。因此，虽不能完全排除此可能性，但将其作为唯一死因仍缺乏确凿证据。

另一种较为可信的观点认为，杜甫是因长期疾病缠身、身心俱疲而自然病逝。纵观杜甫晚年诗作，大量诗句透露出其健康状况极差。例如在《登高》一诗中写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又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述生活困顿，“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可见其生活环境恶劣，营养匮乏。此外，他在多首诗中提及自己患有肺病、糖尿病（古称“消渴”）、风湿、眼疾等多种慢性病。这些疾病在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难以治愈，长期积累最终导致身体衰竭。

杜甫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辗转甘肃、四川、湖北、湖南等地，乘舟漂泊于长江流域。晚年的他本欲返回故乡河南巩县，但因战乱阻隔、身体不支，只能滞留在湘江一带。据其诗作《南征》云：“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字里行间尽显疲惫与无奈。最终在由潭州（今长沙）赴岳阳途中，病重不起，卒于舟中。这一说法也被许多现代学者所接受，认为更符合历史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死后并未立即得到应有的尊重。由于生前官职不高，家境贫寒，其灵柩一度未能归葬故里。直到四十余年后，其孙杜嗣业才设法将其遗骨迁回洛阳附近安葬。这段迟来的追认，也反映出杜甫生前的寂寞与身后荣耀的巨大反差。

关于杜甫之死的不同叙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对文化英雄的情感投射。正史记载简洁客观，野史传说则充满情感张力。人们愿意相信他是因一顿饱餐而亡，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结局更具悲剧美感——一个一生忧国忧民的诗人，在即将获得温饱之时溘然长逝，令人唏嘘不已。这种叙事虽未必真实，却深深嵌入了民族文化记忆之中。

从文学角度来看，杜甫之死本身也成为一种象征。他的生命终结于漂泊的孤舟之上，恰如其诗中反复吟咏的“天地一沙鸥”。这只孤独的鸟，穿越战火与风雨，最终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江湖之间。这种意象不仅概括了杜甫个人的命运，也映射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

今天，我们在纪念杜甫时，不应仅关注他如何死去，更应铭记他如何活过。他用一千四百余首诗篇，构建了一座记录盛唐转衰的历史丰碑。无论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批判，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者情怀，都彰显出他超越时代的精神高度。

综上所述，杜甫的死因虽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贫病交加、漂泊无依的境况下离开人世的。无论他是因暴食致病，还是因久病不治，其生命的终点都充满了悲凉色彩。然而，正是这种悲凉成就了他诗歌中的深沉力量。他的肉体虽已消逝千年，但其精神仍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中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