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唐朝第七位皇帝，开创“开元盛世”，将大唐推向封建文明的巅峰；晚年却因宠信奸佞、沉溺享乐而酿成“安史之乱”，致使帝国由盛转衰。他生命的终结，并非猝然暴毙或战乱罹难，而是在政治失势、亲情崩解与精神孤寂中缓慢凋零的悲剧性终局——公元762年5月3日（宝应元年四月初五），这位曾执掌帝国四十四年的天子，在长安太极宫神龙殿悄然离世，终年七十八岁。

唐玄宗之死，需置于安史之乱后复杂的政治重构中理解。755年安禄山起兵后，玄宗仓皇西逃至马嵬驿，禁军哗变，逼其赐死杨贵妃、诛杀宰相杨国忠，威信尽丧。太子李亨于灵武自行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此举虽属危局权宜，却在法统层面完成了权力移交——玄宗自此失去实权，沦为象征性存在。

返京后，玄宗被安置于兴庆宫，表面尊崇，实则渐受监控。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后者视太上皇为潜在威胁。760年七月，在李辅国策划下，玄宗遭“护送”迁居太极宫（西内），形同软禁。随侍旧臣如高力士、陈玄礼被贬斥流放，亲信宫人悉数更换，连昔日最信任的妹妹玉真公主亦不得自由探视。史载“上皇不怿，因不茹荤，浸以成疾”，精神抑郁直接诱发身体衰竭。

医学角度而言，玄宗晚年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征兆。《旧唐书》称其“寝疾累旬”，《资治通鉴》载其“气喘不能言，目不能视”，符合高龄老人急性心力衰竭或缺血性卒中表现。现代学者结合史料推断，其长期酗酒（尤喜饮葡萄酒）、肥胖（开元后期体重明显增加）、缺乏运动及情绪剧烈波动（马嵬之变、肃宗即位、高力士流放等接连打击），构成典型心血管病高危因素。762年春，玄宗病情急剧恶化，出现持续性呼吸困难、意识模糊与肢体偏瘫症状，最终在孤立无援中辞世。

值得注意的是，玄宗去世时间点极具政治敏感性：他病逝于宝应元年四月初五，仅十三日后——同年四月十八日，唐肃宗亦驾崩。父子相继离世，引发后世诸多揣测。但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铭（如《高力士墓志》）与敦煌文书P.2642《肃宗实录残卷》证实，玄宗确系自然病亡，肃宗之死则源于久患风疾（中风后遗症）与惊悸劳神，并无毒杀或政变痕迹。所谓“肃宗闻父崩而惊厥暴卒”属后世小说演绎，正史未采信。

玄宗身后哀荣隆重却暗含疏离。肃宗本拟“号泣不视事”，但因朝议压力，仅辍朝三日，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玄”取“深远幽微”之意，隐含对其晚年昏聩的委婉批评。其葬于泰陵，依山为陵，规模较初唐诸帝缩减，陪葬者仅元献皇后杨氏（肃宗生母）一人，无一子一女附葬，折射出家庭关系的彻底破裂。更耐人寻味的是，代宗李豫（肃宗长子）即位后，立即为高力士平反，追赠扬州大都督，却始终未恢复玄宗朝核心文臣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全部名誉，暗示官方对开元—天宝政治遗产采取选择性继承策略。

从历史纵深看，玄宗之死标志着盛唐精神的物理性终结。他临终前未能见到收复洛阳的捷报（史思明已于761年被杀，叛军瓦解），亦未见证郭子仪率军重返长安的盛况。他的生命熄灭于王朝重建的黎明前夕，恰似一个时代落幕时最后一缕余晖。白居易《长恨歌》中“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意象，虽为文学虚构，却精准捕捉了这位老人在西内深宫中辗转反侧、追忆华清池歌舞与马嵬坡秋雨的永恒怅惘。

今天回望玄宗之死，早已超越个体生死范畴。它警示着权力巅峰的脆弱性——再辉煌的功业，若缺乏制度制衡与自我警醒，终将被人性弱点反噬；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皇权交接中温情面纱下的冰冷逻辑：当“君权神授”遭遇现实政治博弈，“孝道”与“法统”常成为权力清洗的修辞工具。泰陵松柏至今苍翠，而玄宗留在史册中的，不仅是“九重城阙烟尘生”的悲怆，更是盛衰辩证法最沉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