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重塑了英国的政治体制，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几乎未流血的政权更迭，标志着君主专制向议会主权的和平过渡，为现代宪政民主奠定了基础。与此前欧洲频繁发生的暴力革命不同，光荣革命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实现了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因此被称为“光荣”。

事件的起因可追溯至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尤其是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作为一位公开信奉天主教的君主，詹姆斯二世试图在以新教为主体的英国扩大天主教势力，任命天主教徒担任军政要职，并颁布《信仰自由宣言》，暂停执行反对天主教的刑法。这些举措引发了英国国教会和议会中广泛的新教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天主教复辟将威胁英国宗教改革的成果，破坏自亨利八世以来建立的新教国家体系。

更为关键的是，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出生，这意味着一个天主教继承人的诞生，可能开启长期的天主教王朝。这一前景促使原本犹豫不决的反对派迅速行动。七位重要议员——史称“不朽七人”——秘密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及其妻子玛丽（詹姆斯二世的长女，新教徒）前来英国，保护新教信仰并恢复议会权利。威廉是荷兰共和国的领袖，也是欧洲反法同盟的重要人物，他本人也有战略考量：一个亲英的政权有助于遏制法国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

同年11月，威廉率军登陆英格兰，未遭遇大规模抵抗。詹姆斯二世众叛亲离，军队倒戈，最终逃亡法国。这一过程几乎没有发生战斗，因此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1689年初，英国议会宣布詹姆斯“自行退位”，王位空缺，并正式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登基，成为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

《权利法案》是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法律成果。该法案明确限制了君主的权力，确立了议会的至高地位。它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中止法律、征税或维持常备军；议会应定期召开，议员享有言论自由；禁止残酷和非常惩罚。此外，法案还确认了新教继承原则，排除天主教徒继承王位的可能。这一系列条款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结构，使君主立宪制得以正式确立。

光荣革命的意义远超英国本土。它首次以法律形式实现了“议会主权”原则，即国家最高权力属于议会而非君主。这一理念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如洛克等人理论的基础。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为光荣革命辩护，提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当统治者违背契约时，人民有权更换政府。这种社会契约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在制度层面，光荣革命推动了责任内阁制的萌芽。虽然当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内阁，但威廉三世因频繁参与欧洲大陆战争，逐渐依赖大臣处理政务，从而增强了行政官员的权力。议会通过财政控制权逐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18世纪内阁责任制的发展铺平道路。同时，革命后成立的英格兰银行（1694年）和国债体系，强化了国家财政能力，使英国能够在随后的百年中在军事与殖民竞争中占据优势。

从长远看，光荣革命塑造了英国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和渐进性。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暴力相比，英国选择了制度内改革路径，强调法治、妥协与连续性。这种模式被后世许多国家视为现代化转型的典范。例如，19世纪的比利时、20世纪的西班牙民主化过程中，都能看到对“光荣革命”模式的借鉴。

然而，也需客观看待其局限性。光荣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精英主导的变革，普通民众并未直接参与决策。选举权仍局限于少数有产男性，真正的普选直到20世纪才实现。此外，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革命后的待遇也引发争议。1692年格伦科大屠杀暴露了中央政权对边缘地区的高压政策，而1707年《联合法案》虽促成大不列颠王国成立，但也伴随着对苏格兰自治权的削弱。

尽管如此，光荣革命的核心遗产——法治、议会主权、宗教宽容（相对而言）和有限政府——持续影响着现代民主制度的演进。它证明重大政治变革可通过非暴力协商实现，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