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虽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但北元残余势力依然盘踞漠北，持续对明朝北方边境构成威胁。由此开启了一场断断续续、前后延续六十七年的军事对抗——明蒙边境战争。这场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全面战争，而是一系列边地冲突、大规模征伐与短暂议和交替上演的长期战略博弈，深刻影响了明朝的边防体制、军事部署乃至国家财政。

洪武年间（1368–1398），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建立明朝后，立即着手肃清北元残余力量。他先后发动十三次北伐，派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名将深入漠北，力图彻底消灭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政权。其中，1372年的第二次北伐尤为关键，明军分三路出击，中路徐达主力在和林遭遇伏击失利，而东路李文忠部则斩获颇丰。尽管未能彻底歼灭北元主力，但多次打击迫使北元政权不断北撤，逐渐丧失对中原的影响力。

然而，北元并未灭亡，而是演变为分裂的蒙古各部。至永乐年间（1402–1424），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面对鞑靼与瓦剌两大部落的崛起，采取主动出击策略。他五次亲征漠北，史称“永乐北伐”。其中，1410年第一次亲征在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重创鞑靼部；1414年第二次亲征在忽兰忽失温击败瓦剌首领马哈木。这些战役虽未实现永久性征服，却有效遏制了蒙古势力南侵的势头，维持了边境相对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长达六十七年的对抗并非持续交战。双方在战争间隙曾尝试通过朝贡体系建立和平关系。蒙古各部时常遣使入贡，换取丝绸、粮食与铁器，而明朝则以“厚往薄来”政策笼络边疆势力。然而，这种朝贡和平极为脆弱。一旦明朝削减赏赐或遭遇自然灾害，蒙古部落便频繁南下劫掠，形成“打打停停”的循环模式。

宣德以后，明朝战略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明宣宗停止大规模北征，专注内政建设，边防重心转向修筑堡垒与长城防线。正统年间，随着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诸部，局势再度紧张。1449年爆发的“土木之变”，明英宗亲征被俘，数十万大军覆没，成为明朝对外战争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之一。此役不仅暴露了明朝军制弊端，也标志着明蒙关系进入新阶段。

此后，明朝加强九边防御体系，在大同、宣府、延绥等地设立重镇，驻扎边军，形成绵延数千里的军事防线。同时启用于谦等能臣整顿京营，重建国防力量。景泰、天顺年间，虽仍有小规模冲突，但总体趋于克制。至成化、弘治年间，明朝通过册封、互市等方式与鞑靼部达成有限和解，边境贸易逐渐恢复。

真正结束这一漫长对抗的是隆庆和议（1571年）。历经嘉靖年间严嵩专权、边将腐败与蒙古俺答汗频繁南侵后，明穆宗采纳高拱、张居正等人建议，与俺答汗达成和议，封其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贸市场。此举使北方边境获得长达七十年的和平，史称“隆庆开关”。至此，这场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首次北伐、终于隆庆五年（1571年）正式议和，历时整整六十七年的明蒙战争，终以政治谈判取代军事对抗画上句点。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明朝影响深远。首先，它推动了军事制度的演变，从卫所制向募兵制过渡；其次，催生了系统的边防工程，为明代长城的大规模修筑提供了现实需求；再次，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加剧了中期以后的国库空虚。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明朝重新审视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从单纯的军事压制转向“以夷制夷”与经济羁縻并重的综合治理。

从历史长河看，这场六十七年的拉锯战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两种文明形态的碰撞与调适。农耕王朝与游牧势力在边界地带反复博弈，最终通过互市与册封实现共存，体现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复杂智慧。其经验教训，至今仍为理解中国边疆史与民族关系提供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