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动荡的分裂时期，自唐朝灭亡（907年）至宋朝统一（979年），中原地区相继更迭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而南方及山西等地则出现十余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在五代之中，后唐作为继后梁之后第二个中原正统王朝，不仅承袭了唐室正统之名，也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对中原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皇帝更替频繁，政局波谲云诡，深刻反映了乱世中权力斗争的残酷与复杂。

后唐的建立者为李存勖，沙陀族人，其父李克用原为唐朝河东节度使，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晋王，割据太原。唐朝灭亡后，李克用始终以“复兴唐室”为口号，与朱温建立的后梁长期对抗。李存勖继承父志，励精图治，于公元923年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攻破汴梁，灭后梁，定都洛阳，实现了短暂的中原统一。

李存勖即位初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抱负。他整顿军备，重用贤臣如郭崇韬、张居翰等，力图恢复唐代制度，推行文治。然而，随着战事平息，李存勖逐渐沉溺享乐，宠信伶人优倡，任用宦官，疏远功臣。据《新五代史》记载，他常亲自登台演戏，赐伶人官职，甚至让伶人干预朝政，致使朝纲紊乱。郭崇韬等忠臣遭诬陷被杀，引发将士不满。926年，魏州兵变爆发，李嗣源被部将拥立反叛，率军攻入洛阳，李存勖在混战中被杀，年仅四十二岁，在位仅三年。这位曾“三矢誓父”的英武君主，终因后期昏聩而身死国危。

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年号天成。他是五代少有的仁厚之君，在位七年（926–933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赋税，整顿吏治，裁撤冗官，抑制宦官势力。史载“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被誉为“五代之治”。明宗虽不识字，但善于纳谏，常问宰相冯道民间疾苦，冯道以“农夫遇旱则绝食”相告，明宗为之动容。然而，晚年诸子争储，朝廷内部矛盾加剧，长子李从璟被杀，养子李从荣图谋夺位失败被诛，明宗忧愤而终。

明宗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闵帝年幼，权臣朱弘昭、冯赟专政，试图削弱藩镇，引发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明宗养子）起兵反抗。934年，李从珂攻入洛阳，废闵帝，自立为帝，即后唐末帝。末帝虽一度稳定局势，但统治基础薄弱，且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矛盾日益激化。石敬瑭为求自保，竟向契丹求援，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并自称“儿皇帝”。936年，契丹出兵助石敬瑭攻陷洛阳，末帝携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后唐灭亡，仅历四帝，存续十四年。

后唐虽短命，却在五代中具有特殊地位。首先，它以“唐”为国号，强调自身为大唐正统继承者，试图重建儒家礼制与中央集权。其次，后唐一度统一中原，疆域涵盖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大部及湖北、四川部分地区，为后来后晋、后汉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再者，后唐重视文化，恢复科举，搜集遗书，宫廷设教坊、画院，延续唐代文艺传统。著名画家王凝、书法家李祚皆活跃于此时。

然而，后唐的覆亡也暴露了五代政权的根本缺陷：军阀割据、皇权不稳、依赖私人武装、缺乏制度建设。其皇帝多出身武将，靠兵变上台，又因兵变下台。李存勖因功高而骄，李嗣源由部将拥立，李从珂以藩镇反叛，石敬瑭借外族之力篡位，可见皇权合法性脆弱，忠诚体系崩解。此外，民族因素亦不可忽视——后唐统治者为沙陀族，虽已高度汉化，但仍被部分士人视为“异族”，影响其政治认同。

从历史长河看，后唐的兴衰映射出唐末以来中央权威瓦解、地方军事集团崛起的深层结构问题。其短暂的“中兴”努力虽未能持久，却为宋代重建文官制度、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反面教材。宋太祖赵匡胤汲取五代教训，实行“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正是为了避免重蹈后唐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