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沿阵地。这座城市不仅见证了鸦片战争后的国门洞开，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深刻参与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维新思潮传播到革命火种孕育，广州始终处于时代浪潮的中心。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虽未被列为新增通商口岸，但因其原有的外贸基础，仍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十三行商人阶层在中外贸易中积累了巨大财富，同时也暴露出清廷对外事务管理的混乱与腐败。随着外国势力不断渗透，广州民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自发性反侵略斗争，展现了普通民众保家卫国的决心，也标志着广州人民反抗外来压迫的精神传统正式形成。

进入19世纪末，甲午战败促使维新变法思潮兴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培养了梁启超等一批维新骨干，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万木草堂不仅是学术场所，更是政治改革理念的策源地。康梁师徒以广州为基地，倡导君主立宪、兴办新学、改革科举，其影响迅速辐射全国。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但广州作为维新思想重镇的地位已然确立。

20世纪初，革命风潮席卷南方。孙中山先生多次在广州策划反清起义，将这座岭南名城变为民主革命的重要据点。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在广州市区爆发，黄兴率领百余名志士进攻两广总督署，虽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此役极大鼓舞了全国革命士气，为同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七十二烈士英勇就义，他们的牺牲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追求自由与独立。

与此同时，广州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近代工厂、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逐步建立。1903年粤汉铁路南段动工，加强了广州与内地的联系；西关地区涌现出一批民族资本企业，如织布厂、火柴厂、机械修造厂等，标志着广州开始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转型。教育方面，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等新式学堂相继创办，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培养新型人才。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积极响应。1919年5月7日，广州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罢工斗争频繁发生，显示了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广州悄然建立。1921年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等人积极组织工人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华南地区的传播。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市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位于文明路的国民党“一大”会址，成为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此后，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创办，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北伐战争期间，广州作为大后方，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物资与兵员支持。

然而，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4月15日，继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五”清党，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尽管如此，广州人民并未屈服。同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发动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虽然仅存三天便告失败，但它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

从晚清到民国，广州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关键节点。它既是列强侵华的前沿，也是民族抗争的堡垒；既是传统社会的缩影，又是现代文明的试验场。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记，塑造了广州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城市品格。今天的广州，依然延续着这份历史底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