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贱民群体的地位问题始终是社会结构中最敏感、最深刻的议题之一。所谓“贱民”，在传统印度社会中被称为“达利特”（Dalit），意为“被压迫者”或“破碎者”。他们长期处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甚至被视为“不可接触者”，不仅被排除在四大瓦尔那（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之外，还遭受系统性的社会排斥、经济剥夺与宗教歧视。

印度的种姓制度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吠陀时代，随着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并建立社会秩序，逐渐形成以血缘和职业为基础的等级体系。这一制度在《摩奴法典》等古代文献中得到系统化阐述，将社会划分为四个主要阶层，并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成千上万的亚种姓（贾提）。而达利特则完全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从事诸如清扫粪便、处理尸体、屠宰动物等被视为“不洁”的工作。

在传统印度教观念中，洁净与污染是核心价值判断标准。由于达利特所从事的职业被认为会带来“精神污染”，他们常常被禁止进入寺庙、使用公共水井、与高种姓通婚，甚至在村庄外居住。这种“不可接触制”并非仅仅是习俗，而是深深嵌入社会肌理的结构性压迫。许多历史记载显示，贱民若无意中触碰到高种姓者，可能招致暴力惩罚，其子女也无法接受正规教育。

尽管佛教、锡克教等宗教曾试图打破种姓壁垒——例如佛陀提倡众生平等，锡克教明确反对种姓区分——但印度教主流社会仍长期维持这一等级秩序。莫卧儿帝国时期，虽然伊斯兰统治者在政治上占据主导，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的种姓结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出于治理需要，对种姓制度采取了记录与固化政策，通过人口普查将种姓身份官方化，反而强化了其社会影响。

真正推动贱民地位变革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社会改革运动。拉姆·摩罕·罗伊、贾雅卡尔·普拉萨德等启蒙思想家开始批判种姓压迫。然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博士（Dr. B.R. Ambedkar），他本人出身于马哈尔种姓（被列为“表列种姓”），是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安贝德卡尔不仅在理论上揭露种姓制度的非正义性，更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号召达利特争取人权。1956年，他在那格浦尔领导数十万达利特集体改信佛教，以此摆脱印度教体系的精神束缚，成为现代印度社会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法律层面废除了“不可接触制”。1950年生效的印度宪法第17条明文规定：“不可接触制已被废除，任何实行或协助实行不可接触的行为均为犯罪。”此外，政府实施了 affirmative action（积极平权政策），在教育、公务员录用等方面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旨在弥补历史不公。

然而，法律的进步并未完全转化为现实中的平等。在广大农村地区，种姓歧视依然根深蒂固。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数据显示，每年报告的针对达利特的暴力案件高达数万起，包括谋杀、强奸、纵火和强迫劳动。2018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孔卡尼事件”中，一名达利特青年仅因骑马参加婚礼就被殴打致死，引发全国抗议，凸显了深层文化偏见的顽固性。

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种姓边界。新一代达利特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正在崛起，如前总统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作家佩鲁梅扎尔·库雷希等，他们的成功打破了“贱民只能从事低贱职业”的刻板印象。社交媒体也成为达利特发声的重要平台，#DalitLivesMatter 等话题频繁登上热搜，推动公众关注结构性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达利特内部也存在多样性。不同地区、宗教信仰、职业背景的达利特群体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例如，北方邦的达利特农民与泰米尔纳德邦的城市达利特工人，其诉求和抗争方式差异显著。同时，女性达利特往往承受双重压迫——既来自种姓，也来自性别，在就业、医疗、安全等方面处境尤为艰难。

近年来，印度政府虽继续推行扶贫计划与住房保障项目，但执行效率低下、腐败盛行等问题限制了政策效果。与此同时，一些右翼民族主义势力试图重新强调传统价值观，间接为种姓等级辩护，给达利特权益保障带来新挑战。

综上所述，印度历史上贱民的地位变迁是一部从极端压迫走向缓慢解放的曲折历程。尽管法律框架已确立平等原则，但社会意识的转变仍需时间。唯有通过持续的教育普及、经济赋权与文化重构，才能真正实现种姓制度的消解，让每一个个体不再因其出生而被定义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