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熊光（1750年－1834年），字伯荣，号松崖，江苏昭文（今属常熟）人，是清代乾嘉道三朝的重要官员，以清廉刚正、勤政爱民著称。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亲身经历了乾隆晚期的繁华、嘉庆年间的动荡以及道光初年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吴熊光在政治、文化与地方治理方面均留下了深远影响。

吴熊光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尤精经史。早年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后逐步升迁至内阁中书、侍读等职。他在京任职期间，以直言敢谏闻名，不阿权贵，深受同僚敬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因奏陈时政得失，触怒宠臣和珅，一度被排挤外放，但其风骨却为世人所称道。

真正让吴熊光施展才华的是他在地方任职的经历。他曾先后出任河南、广西、广东等地的巡抚要职，在任期间推行一系列务实政策，注重民生改善与吏治整顿。在河南任上，面对连年水患与赋税沉重的问题，他积极组织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并奏请朝廷减免灾荒地区的赋税，有效缓解了百姓困苦。同时，他严查贪官污吏，整顿衙门积弊，使得地方行政效率显著提升。

在广西巡抚任内，吴熊光面对边疆民族复杂、盗匪频发的局面，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加强军事防御，肃清地方匪患；另一方面推行教化政策，设立义学，鼓励少数民族子弟读书识字，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他的治理不仅维护了边疆安全，也为当地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调任广东巡抚后，吴熊光面临更为复杂的对外交往局势。当时正值鸦片问题初现端倪，外国商船频繁往来于广州口岸，走私鸦片现象日益严重。吴熊光敏锐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国家财政与民众健康的潜在威胁，率先上疏建议加强对洋商的监管，严禁鸦片输入，并主张强化海防建设。虽然受限于当时清廷整体外交政策的保守性，其建议未能全面实施，但他被视为早期具有远见的禁烟倡导者之一。

吴熊光不仅是一位实干型官员，也是一位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学者。他工诗善文，著有《松崖文集》《抚豫奏议》《粤西政略》等多种著作，内容涵盖政论、奏疏、诗文与地方治理经验总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文章风格朴实严谨，逻辑清晰，体现出典型的乾嘉学派治学风貌。此外，他还主持编修多部地方志书，致力于保存地方文献与历史文化记忆。

晚年的吴熊光因年老体衰辞官归里，退居故里常熟，闭门著述，安度余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谥号“文恪”，以表彰其一生忠勤奉公、品行端方。

纵观吴熊光一生，他虽未位列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之高位，但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操守。他坚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将个人仕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清朝官僚体系日趋僵化、腐败滋生的背景下，吴熊光以其清廉自律、勤政为民的形象，成为乾嘉之际少有的清流代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熊光的政治生涯反映了清代中期高级文官的成长路径：从科举入仕，经中央历练，再到地方主政，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理政理念。他的施政风格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反对空谈虚文，这与当时盛行的八股取士风气形成鲜明对比。他也因此赢得了百姓的广泛爱戴，民间流传着“吴公治豫，万家生佛”的赞誉。

此外，吴熊光对于教育的重视也值得称道。无论是在广西推广义学，还是在广东支持书院发展，他始终认为“教化乃治本之务”。他主张选拔人才应重实学而非仅凭文采，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对后来晚清改革思潮产生了一定启发作用。

总之，吴熊光作为清代中期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封疆大吏，其生平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写照，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他的政绩与思想，为研究清代地方治理、边疆政策及早期禁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今天回顾这位历史人物，不仅能了解一个清官的真实面貌，更能从中汲取关于责任、担当与为民服务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