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昫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政权频繁更替、社会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前朝历史成为新兴政权确立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手段。后晋高祖石敬瑭即位后，为彰显承继唐统的政治合法性，下令设立史馆，组织学者编纂《唐书》，以系统记录唐朝自建立至灭亡的全部历史进程。

此时，身为监修国史的宰相刘昫被委以总领修史之责。尽管他并非亲自执笔撰写每一卷内容，但作为监修官，他对全书体例的制定、史料的取舍、篇章的审定均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后世将《旧唐书》署名为“刘昫撰”，正是对其领导地位与学术贡献的高度认可。

《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记载了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年）建国，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灭亡，共计289年的历史。其内容涵盖政治制度、军事征战、经济政策、文化发展、民族关系以及重要人物生平事迹等多个方面，体系完整，资料详实。尤其可贵的是，《旧唐书》大量引用了唐代官方档案、起居注、实录等一手文献，许多原始材料如今已散佚，唯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相较于后来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等人编修的《新唐书》，《旧唐书》的语言风格更为质朴直白，较少修饰，保留了较多原始叙述的风貌。虽然宋代以后一些学者批评其文辞不够精炼、结构略显松散，但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旧唐书》因成书时间距唐朝较近，所据资料更为真实可靠，反而在某些方面比《新唐书》更具可信度。例如，在对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重大事件的记述上，《旧唐书》提供了更为详尽且未经删改的原始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刘昫本人虽为汉人官员，但在契丹支持下建立的后晋政权中任职，这一身份也曾引发后世对其立场的争议。然而，从《旧唐书》的内容来看，刘昫及其团队在修史过程中基本秉持了客观公正的态度，未因政治压力而刻意歪曲史实。书中对唐朝历代君主均有褒贬评价，既肯定太宗、玄宗初期的治世功绩，也毫不讳言后期腐败与衰败的原因，体现出较强的史德与史识。

此外，《旧唐书》中的“志”部分尤为珍贵，如《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唐代的赋税制度、土地政策与货币流通情况；《地理志》系统梳理了唐代行政区划的演变；《礼仪志》《刑法志》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规范与法律体系。这些内容为后人研究唐代国家治理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坚实依据。

自宋代以后，《旧唐书》一度被《新唐书》取代，流传不广，甚至几近失传。直至明清时期，学者们重新认识到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开始加以校勘整理。清代乾隆年间，《旧唐书》被正式列入“二十四史”体系，重新获得正统地位。近代以来，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与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旧唐书》中的许多记载得到印证，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唐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今天，无论是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还是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旧唐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典籍。它不仅是了解唐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重要体现。而作为这部巨著的主编者，刘昫虽不如司马迁、班固那样家喻户晓，但他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完成了一项承前启后的文化工程，为中国历史书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刘昫作为五代时期的杰出史官，以其主持编修《旧唐书》的卓越贡献，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该书不仅系统保存了唐代的历史记忆，也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宝贵资源。在当今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与历史认知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刘昫及其《旧唐书》，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刘昫，五代后晋时期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保定一带）人，生于唐末动荡之际，卒于后晋出帝开运年间。他一生历经唐末战乱、五代更迭，凭借卓越的学识与政治才干，在后晋朝廷中担任要职，官至宰相，封爵为莒国公。然而，真正让刘昫名垂青史的，并非其政绩，而是他主持编修的正史巨著——《旧唐书》。这部史书不仅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一，更是研究唐代历史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