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期。这一时期从1927年持续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被称为“国民政府前期”或“十年建设时期”。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试图重建国家秩序、推动现代化进程，并巩固中央政权。

首先，在政治体制方面，国民政府以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为指导，宣布进入“训政时期”。根据《训政纲领》，国民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实行“以党治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国家权力。虽然名义上设立了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等五院制政府机构，但实际上权力高度集中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中央。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虽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民主制度，但实质上缺乏真正的议会监督和多党竞争机制，导致政治透明度不足，腐败问题逐渐滋生。

其次，在军事统一上，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初步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的局面。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并不稳固。地方军阀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仍保有较大自主权，频繁爆发内战，如1930年的中原大战便是典型例证。蒋介石依靠黄埔系军队和江浙财团的支持，逐步削弱异己势力，强化个人权威，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军事独裁格局。

在经济建设方面，国民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措施。财政上，改革税制，统一币制，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发行法定纸币，稳定了金融秩序，促进了商品流通。工业领域，鼓励民族资本发展，扶持纺织、面粉、化工等轻工业；同时着手兴建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如浙赣铁路、粤汉铁路部分路段相继通车。农业方面虽未有根本性变革，但也尝试推广农业技术、设立农村合作组织，但由于土地集中和赋税沉重，广大农民生活改善有限。

社会与文化层面，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国民行为习惯，强调纪律、卫生、节俭与爱国精神。教育方面，扩大公立学校体系，发展高等教育，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步。同时加强思想控制，审查出版物，压制左翼言论，尤其对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进行严厉镇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学生运动频发，政府则以“安内攘外”为方针，优先“剿共”而非抗日，引发广泛争议。

外交上，国民政府努力争取国际承认与主权恢复。通过谈判，陆续收回部分租界与关税自主权，如1928年与美国签订新关税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但在面对日本侵略时显得软弱无力。九一八事变后未能有效抵抗，致使东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虽组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最终仍签署《淞沪停战协定》，限制上海驻军。这些外交失利暴露出国力薄弱与战略被动的现实。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是在动荡与希望并存中推进的。它在制度构建、经济发展和国家整合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然而，其统治也存在明显局限：政治上缺乏民主机制，依赖强人政治；经济改革未能惠及底层民众；对外抗争能力不足，难以应对日本扩张威胁。这些问题为后来全面抗战中的困境埋下伏笔，也影响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性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治理经验对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例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经济调控与市场活力的关系、国家动员能力的建设等议题，至今仍具现实价值。同时，国民政府在现代化探索中的得失，也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