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茂，战国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以其卓越的谋略与坚定的意志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生于下蔡（今安徽凤台），早年师从鬼谷子，与张仪、苏秦等同为纵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与纯粹以言辞游说诸侯的纵横家不同，甘茂不仅精通权谋辩术，更具备统军作战的实际能力，是少有的文武兼备之才。

甘茂初仕秦国，是在秦惠文王时期。当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盛，正积极向外扩张。甘茂凭借其出色的辩才和战略眼光，很快受到秦惠文王的赏识。他主张“连横”政策，即联合其他国家打击共同敌人，尤其针对三晋中的韩国与魏国。在秦武王即位后，甘茂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秦武王志在东出函谷关，问鼎中原，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便是攻取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

宜阳地处洛阳以西，是通往中原的咽喉之地，城防坚固，驻军众多。攻打宜阳风险极大，一旦失败，不仅损兵折将，还会动摇秦国东进的战略信心。朝中多数大臣反对出兵，认为劳师远征，胜算难料。但甘茂力排众议，向秦武王提出“息壤之盟”的誓言，承诺若战事不利，愿以性命谢罪。他在息壤与秦王盟誓，表明决心，最终说服秦武王支持其军事行动。

公元前307年，甘茂率秦军进攻宜阳，战争持续五个月之久，秦军伤亡惨重，朝中反对声再起。有人趁机进谗言，企图动摇秦王对甘茂的信任。关键时刻，甘茂派人传信提醒秦王勿忘“息壤之誓”，秦武王遂坚定支持，增派援军。最终，秦军攻克宜阳，斩首六万，彻底打通了东进中原的道路。此役不仅展现了甘茂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深远布局与坚定信念。

宜阳大捷后，甘茂被任命为左丞相，成为秦国最高行政官员之一。他主张继续向东发展，削弱周室影响力，并建议乘胜追击，直逼洛邑。然而秦武王在进入洛邑后举鼎受伤身亡，政局突变。新即位的秦昭襄王年幼，由宣太后主政，魏冉掌权。甘茂虽仍居高位，但逐渐受到排挤。尤其是来自楚国的势力对其不信任，加之他在外交上曾与齐国交好，引起秦国权臣猜忌。

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甘茂审时度势，选择离开秦国，先后投奔齐国与魏国。他在齐国受到礼遇，被任命为上卿。齐湣王看重其才华，常咨询国事。甘茂并未因背离母国而心怀怨怼，反而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各国应避免无休止征战，提倡以智谋而非武力争霸。他在外交活动中积极推动合纵策略，试图平衡列强之间的力量，防止某一国独大。

尽管晚年漂泊异乡，甘茂依然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曾劝说齐王不要轻信秦国的结盟承诺，指出秦人“贪而无信”，须防其背后下手。这一预见后来果然应验——秦国在与齐国短暂联合后迅速翻脸，发动战争。甘茂的战略洞察力由此可见一斑。

甘茂的一生，是战国时代士人命运的缩影。他出身不高，却凭才智跻身权力巅峰；他忠诚于理想，却不盲从于君主；他建功立业，却终因党争而流落他乡。他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充满猜忌的时代，即便是最杰出的人才，也难以摆脱政治漩涡的吞噬。

从历史影响来看，甘茂对秦国统一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他攻克宜阳，才使秦国真正具备了东出争霸的能力。此后白起、范雎等人所推行的战略，皆建立在甘茂打下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他是秦国崛起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此外，甘茂还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政治家。他讲信义，守承诺，以“息壤之誓”赢得君主信任；他有远见，善谋划，在军事与外交上均有建树；他懂进退，知荣辱，在逆境中保全自身，不失风骨。这些品质使他在史书中留下光辉一页。

司马迁在《史记·樗里甘茂列传》中评价甘茂：“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功冠一时。”寥寥数语，道尽其奋斗之路与历史地位。他不是天生贵胄，却以智慧与勇气改写命运，成为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弄潮儿。

今日回望甘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古代政治家的生平轨迹，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在乱世中坚持理想，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思考。这种精神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