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国际法发展的视角来看，《尼布楚条约》体现了早期近代国际关系中“条约外交”的实践特征。尽管当时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初步确立国家主权和平等交往的原则，但亚洲多数政权仍处于朝贡体系之下。然而，清朝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并未采用传统的藩属模式，而是派遣全权使节、携带国书，以对等身份参与谈判。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中华帝国对外交往的惯性思维，显示出清政府在面对西方强权时所采取的务实外交策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谈判过程中双方均依据实地勘察结果和军事现实进行博弈，而非单方面宣示宗主权，这正符合近代条约体系的基本精神。

其次，《尼布楚条约》具有明确的领土划界性质。根据条约规定，中俄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一线为界，明确了黑龙江流域归属清朝，而岭北地区归俄国所有。这种以自然地貌为界的做法，不仅增强了边界的可识别性和稳定性，也减少了未来争端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条约文本同时使用满文、拉丁文和俄文三种语言书写，其中拉丁文版本被公认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这一点反映出当时欧洲外交惯例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也说明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以书面条约为依据的国际规则。

再次，该条约还包含了通商条款。虽然通商并非条约的主体内容，但其中允许两国商队在指定口岸互市的规定，为日后恰克图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将边界安全与经济交流相结合的安排，体现出条约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功能的特点。相较于后来19世纪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情形，《尼布楚条约》中的通商安排是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达成的，反映了清初中国在东亚地缘格局中的强势地位。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背景复杂。17世纪下半叶，沙俄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东部，逐步侵入黑龙江流域，建立雅克萨等据点，严重威胁清朝北部边疆安全。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于1685年和1686年两次派兵围攻雅克萨，迫使俄国坐到谈判桌前。可以说，清军的军事胜利为谈判赢得了有利地位，使得中国能够在对等甚至略占优势的情况下划定边界。因此，该条约不是在战败或胁迫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是在军事对峙后通过外交手段实现的和平解决方案。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曾质疑《尼布楚条约》是否真正“平等”。他们认为，清朝在谈判中放弃了对贝加尔湖以东部分地区的主权要求，属于让步行为。但应看到，当时的清政府更关注的是稳固对满洲龙兴之地的控制，防止外敌深入内地，而非无限扩张领土。从战略角度看，放弃遥远且难以有效管辖的区域，换取边境长期稳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况且，俄国同样做出了重大让步，如拆除雅克萨城堡、撤出侵占地区等。因此，综合权衡双方得失，《尼布楚条约》应被视为一次平等协商的结果。

从长远影响来看，《尼布楚条约》为中国北方边疆带来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相对安宁，直到19世纪中叶《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前，中俄东段边界基本未发生重大变动。它也为清代处理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先例，尽管此后清廷逐渐转向闭关政策，但在18世纪初期，仍能以较为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综上所述，《尼布楚条约》的性质是一份基于实际力量对比、遵循近代外交程序、确立领土边界并促进有限通商的平等国际条约。它不仅是中国与欧洲国家首次以条约形式划定边界的里程碑事件，也反映了17世纪末期全球政治互动格局的变化趋势。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了当时的边境争端，更在于展示了中国传统王朝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所展现出的适应能力与外交智慧。

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清朝与俄罗斯沙皇国之间缔结的第一份正式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欧洲国家以国际法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并签署的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俄两国在远东地区长期边境冲突后的政治妥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法律价值。从性质上看，《尼布楚条约》是一份典型的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划界条约，其核心在于通过外交谈判确立明确的地理边界，规范双边关系，并为后续的贸易往来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