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天下纷乱，诸侯争霸。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有一个人以其超凡的智慧、深邃的谋略和独特的人生哲学，不仅辅佐越王勾践复国雪耻，更在功成名就之后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东山再起，他就是被后世尊为“商圣”的范蠡。他的“三聚三散”故事，不仅是古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财富人生写照，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与处世智慧。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地人，早年胸怀大志却不得志于楚国政坛。后与文种一同投奔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在吴越争霸中，越国一度惨败，勾践被困会稽山，几乎亡国。正是在这一生死存亡之际，范蠡力主忍辱负重，建议勾践向吴王夫差投降，并亲自随主入吴为奴，忍辱三年，最终助勾践赢得夫差信任，得以返国。

归国后，范蠡协助勾践推行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劝课农桑、整顿军备、离间吴国君臣。他深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道理，主张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经过二十余年的隐忍与准备，越国终于一举灭吴，洗雪前耻。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离不开范蠡的战略布局与政治智慧。

然而，就在功成名就、位极人臣之时，范蠡却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辞官隐退。他敏锐地洞察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现实，深知勾践“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同乐”，于是悄然离去，泛舟五湖，开始了他传奇的商业生涯。

这便是“三聚三散”中的第一次“散”。他放弃了高官厚禄，舍弃权力荣华，选择了自由与远见。离开政坛后，范蠡化名“鸱夷子皮”，辗转至齐国海滨，带领家人耕作经商。他因地制宜，发展盐业、渔业，并善于观察市场供需，把握时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短短数年，便积累巨资，成为一方巨富。齐人闻其贤，欲授以相位。范蠡却再次选择“散”——将财产分给乡邻，悄然迁徙至陶地（今山东定陶）。

在陶地，他自号“陶朱公”，第三次开始创业。陶为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范蠡凭借其对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提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他强调商品质量、资金流转速度与市场时机的把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总结商业经营法则的思想家之一。不久，他又积累千金，富甲一方。

但每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便主动散财济贫，资助乡里，救济灾民。这种“聚之以道，散之以义”的行为，形成了完整的“三聚三散”人生循环：聚财而不恋财，致富而不忘本。他的每一次“聚”，都源于勤劳、智慧与对规律的尊重；每一次“散”，则体现其淡泊名利、心怀苍生的胸襟。

范蠡的“三聚三散”并非简单的财富轮回，而是中国古代“儒商精神”的典范体现。他既具备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又有道家“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智慧。《道德经》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范蠡的一生，正是这种“玄德”的生动实践。

从历史影响来看，范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与经济学家之一，更开创了“商道即人道”的传统。他提出的“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等经营理念，至今仍被奉为商业经典。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其列为首位，称赞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并感叹：“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更为深远的是，范蠡的人生选择为后世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路径：不在庙堂，亦可立功；不依权势，亦能济世。他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是占有多少财富，而是如何驾驭财富，如何在进退之间守住本心。

今天，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范蠡的“三聚三散”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面对资本的诱惑、利益的博弈，我们更需要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范蠡用一生诠释了：智慧比财富更重要，格局比利润更长远，仁德比地位更永恒。

回望两千多年前那位泛舟五湖的身影，他带走的不只是自由，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存智慧。范蠡的故事，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每一个在人生路上思考“得与失”“进与退”“聚与散”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