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国家强盛，文化繁荣，但与此同时，对长生不老与神仙方术的追求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方士栾大应运而生，成为汉武帝晚年最为宠信的术士之一。他凭借巧言令色和虚幻的“神通”，一度位极人臣，封侯拜将，最终却因谎言败露而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极具警示意义的人物。

栾大，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是汉武帝后期著名的方士。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栾大原为胶东王刘寄宫中的方技之士，擅长炼丹、占卜、通神等方术。他的真正崛起始于被权臣丁义引荐入宫。丁义是当时另一位方士，曾向汉武帝推荐多名术士，但大多未能取信于帝。然而栾大不同，他仪表堂堂，口才出众，善于揣摩上意，很快便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

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设立太学，独尊儒术，但在个人信仰层面，却极度迷信神仙之道。他渴望长生不老，多次派遣使者出海寻仙，如徐福东渡的传说虽属前代，但其影响延续至汉代。武帝本人曾亲自主持祭祀、封禅大典，并重用各类方士，期望通过“通神”获得天启与不死之药。正是在这种心理需求下，栾大提出了“可致神仙、通天庭、得长生”的主张，正中武帝下怀。

栾大向汉武帝宣称自己师从神仙“安期生”，能沟通天地，召唤鬼神，并可炼制“不死之药”。更为惊人的是，他声称只要给予足够信任，便可让武帝与神仙直接对话。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栾大表演了多种“奇术”，例如“斗棋自飞”、“炉火通红而金不化”等，这些现象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背景下，极易被视作神迹。汉武帝深信不疑，感叹道：“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表达了他对成仙的极度向往。

于是，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破格封栾大为“五利将军”，赐印绶，一月之内连授四印：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可谓恩宠至极。不久，又封其为“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甲第豪宅，奴婢百人，车马金银不可胜数。甚至还将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下嫁于他，赐金万斤作为聘礼，一时风光无两，朝野震惊。

然而，栾大的所谓“法术”终究是骗局。他并无真正通神之力，所谓的“与神通话”不过是借助暗语、机关和心理暗示制造的假象。随着时间推移，他无法兑现“迎神仙”“献仙药”的承诺，武帝开始产生怀疑。尤其是当派遣随从随其入海寻仙却一无所获后，朝廷内部对栾大的质疑声日益高涨。

最终，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专人彻查栾大事迹，发现其所言皆为虚构，师承无据，神通皆伪。武帝震怒，下令将栾大逮捕治罪。据《史记》记载，栾大被处以“腰斩”之刑，其家族亦受牵连，昔日荣华转瞬成空。

栾大的兴衰，折射出汉武帝晚年精神世界的矛盾：一方面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另一方面又是渴求永生的凡人。他对栾大的宠信，并非单纯的愚昧，而是权力巅峰者面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与挣扎。同时，栾大的案例也揭示了古代方士群体的生存策略——他们利用皇权的心理弱点，以神秘主义包装欺诈，短期内攫取巨大利益，但终难逃真相揭露后的覆灭命运。

从历史角度看，栾大虽非政治家或军事家，却在汉代宗教史与宫廷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他的出现推动了汉武帝对方术的制度化管理，间接促成了后来“太一神”祭祀体系的建立。同时，他的失败也让朝廷对方士的信任大幅下降，为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整合提供了现实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栾大的记载带有明显批判色彩，称其“敢为大言，处之不疑”，指出其虚妄自大、蛊惑君主之罪。班固在《汉书》中亦延续此评价，强调“文成、五利之徒，相继诛夷”，将栾大与 earlier 方士少翁（文成将军）并列，视为乱政惑主的典型。

综上所述，栾大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符号。他既是个人野心与时代迷信结合的产物，也是皇权与神秘主义互动的缩影。他的短暂辉煌警示后人：无论权力如何集中，理性一旦让位于幻想，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而在汉武帝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栾大的出现，恰如一道奇异的光，照亮了帝王内心最隐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