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天下动荡，金兵南下，朝廷内忧外患不断。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苗刘兵变作为南宋初期一次极具冲击力的军事政变，深刻影响了南宋政权的权力格局与政治走向。苗傅和刘正彦原为宋高宗赵构麾下的将领，因不满权臣宦官专权、军政腐败，尤其是对宦官康履等人的骄横跋扈极为愤慨，遂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在杭州发动兵变，史称“苗刘兵变”，又称“明受之变”。

此次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朝廷内部权力失衡与军心不稳。当时，宋高宗南渡不久，立足未稳，朝中大权多由宦官与宠臣掌控，武将地位低下，军功不受重视。苗傅身为统制官，刘正彦为御营都统制，皆有战功却不得重用，反目睹宦官康履等人干预军政、侵占军资、欺压将士，积怨日深。加之金军屡次南侵，百姓流离，士气低迷，军队内部弥漫着对朝廷的失望情绪。

建炎三年三月，苗傅与刘正彦趁京师空虚、禁军调动之际，联合部分不满的将士，在临安（今杭州）起兵。他们迅速控制皇宫，诛杀宦官康履，并逼迫宋高宗退位，拥立其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为帝，改元“明受”，由隆佑太后垂帘听政。这一举动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权更迭，看似取得了短暂胜利。

然而，苗刘兵变从一开始就缺乏广泛的政治基础与战略远见。二人虽掌握部分禁军，但并未获得大多数文官集团与地方藩镇的支持。相反，他们的行动被视为以下犯上、动摇国本之举，尤其在忠君思想根深蒂固的宋代社会，此举极易被定性为“叛乱”。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如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纷纷起兵勤王，迅速集结兵力向临安进发。

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苗傅与刘正彦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他们既无治国之才，也无长远谋划，仅凭一时义愤起事，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加之其所立幼主赵旉年幼无知，无法真正行使皇权，政权实际上仍由苗刘二人操控，这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其“挟主自重”的批评。

不到一个月时间，勤王大军便逼近临安。韩世忠率水军自镇江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张俊亦从建康挥师东进。苗傅等人试图抵抗，但军心涣散，部下多有倒戈。最终，在内外夹击之下，苗刘兵变迅速瓦解。宋高宗得以复辟，恢复帝位，改元依旧为“建炎”，废除“明受”年号。

兵变平息后，苗傅与刘正彦仓皇出逃，但在途中相继被俘。二人被押送至建康，经审讯后以谋逆罪处死，首级传示各地以儆效尤。参与兵变的其他主要将领也多被清算，部分从轻发落者则被贬谪边远之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高宗一度被迫退位，但因其迅速复位，且未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史书多将其视为一场“短命政变”。

从结果来看，苗刘兵变虽然失败，但它暴露了南宋初年政权的脆弱性与统治危机。这场兵变反映出武将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地位困境，以及文官体制与军事力量之间的深层矛盾。它也促使宋高宗在后续执政中调整政策，开始重视武将作用，启用韩世忠、岳飞等一批抗金名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宋军事体系的重建。

此外，苗刘兵变还对南宋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警示了皇权不可轻易动摇，强化了中央集权意识，同时也让统治者更加警惕宦官干政问题。此后，南宋朝廷虽仍有宦官存在，但其权力受到更严格的限制，避免再次出现康履式的专权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兵变成为南宋初期政治转型的一个转折点。它加速了从流亡政权向稳定王朝过渡的进程，促使朝廷反思治理结构，加强军政协调，为后来的“绍兴中兴”奠定了基础。尽管苗傅与刘正彦被定性为叛臣，但他们起兵的初衷——清除奸佞、整肃朝纲——在后世也引发了一些史家的同情与再评价。

综上所述，苗刘兵变的结果是：政变迅速失败，主谋被杀，宋高宗复位，政权回归正轨。然而，其背后所揭示的军政矛盾、权力失衡与忠诚危机，却长久地影响着南宋的政治生态。这场短暂而激烈的兵变，不仅是一次失败的军事冒险，更是南宋建国初期社会动荡与权力重构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