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司马睿，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东晋开国皇帝，生于公元276年，卒于公元323年。作为西晋宗室后裔，司马睿在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动荡中崛起，最终南渡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王朝，成为东晋第一位皇帝，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

司马睿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琅琊恭王司马觐之子。他自幼聪慧沉稳，少有大志。西晋末年政局动荡，八王之乱耗尽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与军事力量，匈奴刘渊起兵反晋，北方陷入战乱。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祸”。中原士族纷纷南迁避乱，司马睿则在名士王导的辅佐下，早于永嘉初年便移镇建邺（后改称建康），为日后立足江南打下基础。

王导与司马睿关系密切，不仅为其出谋划策，更联络江东士族，协调南北门阀，使司马睿在江南获得广泛支持。当时南方本地豪族对北方士族多有戒心，王导以“清明在躬，雅量高致”赢得人心，促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即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氏共同执掌朝政。这一局面虽巩固了东晋初期的统治，也埋下了门阀政治长期掣肘皇权的隐患。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失守，晋愍帝被俘，西晋正式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改元建武；至公元318年，得知晋愍帝遇害后，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太兴，史称晋元帝，东晋由此开始。司马睿登基后，致力于重建朝廷制度，恢复礼乐，招揽流亡士人，安抚百姓，试图在南方重建晋室正统。

然而，尽管名义上为皇帝，司马睿的实际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朝中重臣多出自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尤以王导、王敦兄弟势力最大。王敦掌控长江上游军权，驻守武昌，手握重兵，逐渐滋生不臣之心。随着司马睿试图提拔刘隗、刁协等亲信以削弱王氏影响力，君臣矛盾日益激化。

太兴四年（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起兵东下，攻入建康，诛杀刘隗、刁协等人，控制朝政。司马睿虽仍居帝位，实已被架空，形同傀儡。王敦退兵后，朝廷威仪尽失，元帝忧愤成疾，精神日渐萎靡。史载其常于宫中叹息：“吾虽为天子，竟不如东海一庶民！”可见其内心之悲凉与无奈。

同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病逝于建康宫内，享年四十七岁。谥号“元皇帝”，庙号“中宗”，葬于建平陵。关于其死因，史书未明确记载为他杀，但普遍认为其身心俱疲、忧愤交加是导致早逝的主要原因。《晋书·元帝纪》称：“帝素有风疾，及王敦构逆，忧愤日深，遂至大渐。”可见其健康本就不佳，再经政变打击，终致不治。

司马睿的一生，是乱世中求存图治的缩影。他并非雄才大略的帝王，却在危局中保存了晋室血脉，延续了华夏正统。他在江南建立政权，使得中原文化得以在南方延续发展，为后来南朝的文化繁荣奠定基础。同时，他的统治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模式——皇权与士族共治，这种政治结构虽维系了短期稳定，却也导致皇权长期弱势，为后续的权臣篡位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睿的成功离不开王导等士族的支持，但也正是这种依赖，使其难以真正实现集权。他试图改革的努力因触碰既得利益集团而失败，最终在权力斗争中黯然离场。其悲剧命运反映了东晋初期皇权与门阀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

此外，司马睿在文化政策上亦有所建树。他重视儒学，设立太学，延请名儒讲经，推动礼制重建。在文学方面，东晋初期文风渐兴，清谈之风盛行，虽被后人批评为“虚无误国”，但也促进了玄学与哲学的发展。司马睿本人雅好文学，常与臣下赋诗论道，体现出典型的士族文化气质。

综观司马睿一生，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主，但在历史洪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若无其南渡建政，晋室或彻底断绝；若无其团结南北士族，江南或难成文化新中心。他的存在，使中国文明在北方胡族入侵的黑暗时期，保有一线光明。

晋元帝司马睿的历史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有人批评他懦弱无能，受制于权臣；也有人赞其审时度势，保全社稷。但从长远来看，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维系正统、延续文明的功绩不容忽视。其个人命运虽显悲情，却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困境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