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最具转折意义的战略性战役之一，发生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五昼夜，主战场横跨广西兴安、全州、灌阳三县，沿湘江两岸展开。此役并非一场孤立的军事冲突，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被迫战略转移过程中，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堵下实施的一次生死突围。战前，中央红军主力约8.6万人（含中央机关、后勤及非战斗人员），经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减员约2万余人，抵达湘江上游时实际可投入作战兵力约6.4—6.7万人。而国民党方面则调集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等中央军及桂系白崇禧、湘系何键部队共25个师近30万兵力，依托湘江天险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形成“铁壁合围”之势。

关于红军伤亡数字，长期以来存在多种统计口径。权威史料显示：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约3万余人，减员逾5万人。其中阵亡将士约1.4—1.6万人，负伤者约2.3万人（含重伤失散、就地隐蔽及后续不治者），被俘及失踪约1.2—1.3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伤亡”在军事史语境中通常涵盖阵亡、负伤、被俘、失踪四类，而非仅指死亡人数。部分地方志与亲历者回忆录（如耿飚、杨成武、伍修权等将领回忆）提及“血染湘江”“浮尸蔽江”“三天三夜无法渡河”，印证了战场惨烈程度。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明确记载：“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大量辎重、装备遗弃于湘江东岸。”另据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统计，红一军团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负伤，五团团长钟学高牺牲；红三军团在新圩阻击战中，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殉国，红六师十八团在完成后卫掩护任务后几乎全军覆没，千余人仅数人生还。这些具体战例佐证了建制性伤亡的严重性。

伤亡数字背后，更需关注结构性损失：中央红军失去大批优秀政工干部、通信技术人员、卫生骨干及基层指挥员；红八军团番号在战后被撤销，其残部编入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虽未承担主防线任务，亦因侧翼迂回遭袭减员近半。尤为关键的是，战役导致红军重型武器几近丧失殆尽——仅存的十余门山炮、全部迫击炮及电台设备大部损毁或沉江，使后续机动与指挥能力严重受限。这种“硬实力”的断崖式削弱，客观上加速了党内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质疑，为遵义会议召开埋下伏笔。周恩来曾坦言：“湘江一仗，把我们这些人打醒了。”

值得辨析的是，近年有网络言论将伤亡数字夸大至“七万”甚至“全军覆没边缘”，此类说法缺乏原始档案支撑。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行军部署与兵力统计表（1934年10—12月）》《军委纵队行军日志》及各军团战报均未出现超6.7万人的初始基数，亦无整建制消失记录。相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2019年公布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名录（增补版）》收录确认姓名烈士13,521人，覆盖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五省籍贯，其中江西籍占58%，印证了红军主体构成与牺牲地域分布特征。此外，桂林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保存的1935年桂北民间收殓记录显示，当地乡绅组织掩埋红军遗体达6,243具，与部队战报中“新圩—光华铺一线遗尸逾四千”的记载基本吻合。

湘江战役的历史价值远超军事层面。它以空前代价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促使毛泽东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中重获发言权，并直接促成遵义会议确立其领导地位。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没有湘江血战的教训，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今日回望，精确厘清伤亡数字，既是对英烈的敬畏，更是对历史逻辑的尊重——数字不是冰冷的统计，而是信仰淬炼的刻度、道路选择的路标、人民军队涅槃重生的序章。在全州凤凰嘴渡口现存的青石滩头，至今可见当年弹痕累累的礁石；在兴安界首渡口老船工后代口中，“那年冬天江水是红的，抬担架的竹筐里全是血水滴答”。这些细节无声诉说：真正的历史重量，永远沉淀于事实的经纬之中，而非情绪的浪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