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的命运转折点在公元前74年夏。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年仅二十一岁，未留子嗣。大将军霍光作为武帝托孤重臣，长期执掌朝政，亟需拥立一位易于控制的新君。昌邑王刘贺年十八，血统纯正、远离长安权力中心，且此前并无显著政治根基，成为霍光眼中理想的过渡人选。六月，刘贺奉诏入京，七月即位，改元“始元”。然而，短短27日内，朝廷奏报其“行淫乱”“私取宫人”“擅调兵符”“僭用天子仪仗”等1127件“失道”之事。八月，霍光联合丞相杨敞、御史大夫蔡义等发动政变，在未惊动禁军的情况下，于未央宫承明殿召集群臣，宣读太后（霍光外孙女上官氏）诏书，以“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废刘贺为庶人，遣返昌邑故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废帝诏书极具政治修辞特征：所有指控均缺乏具体时间、证人与物证，且多属礼仪性越界（如穿天子服冕、乘天子车驾），而非实质谋逆。班固在《汉书·武五子传》中虽采信霍光立场，却亦隐晦指出：“国舅霍光专权，忌新主之长，惧失柄也。”现代史家如辛德勇《海昏侯刘贺》一书通过比对居延汉简、尹湾汉墓简牍与海昏侯墓出土文书，证实刘贺在位期间并未擅自任免三公九卿，未调动南北军，亦未更改律令；所谓“召昌邑官属二百余人入宫”，实为依汉制“诸侯入继大统，当携亲信佐理朝政”的合法程序。真正触怒霍光的，恰是刘贺试图启用昌邑旧臣王吉、龚遂等人为谏议大夫，意在构建独立决策班底——这直接威胁到霍光“政自己出”的摄政体制。

被废后，刘贺并未被杀，而是幽居昌邑十余年。元康三年（前63年），汉宣帝刘询（原为巫蛊之祸幸存的卫太子之孙）出于政治安抚需要，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迁居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这一安排意味深长：既消除其对长安的潜在威胁，又借宗室身份彰显宣帝“宽仁”形象。海昏侯国地处江南偏远，远离政治中心，刘贺在此度过生命最后三年。2011年南昌铁河古墓群发掘震惊学界，主墓出土金器478件、铜器3000余件、竹简5200余枚、漆器2300件，其中“刘贺”私印、“海昏侯臣贺”奏牍、“昌邑九年”漆器铭文，确证墓主身份。更关键的是，“孔子衣镜”背面题记“野合而生孔子”，以及《齐论语》残简——此版本失传千年，证明刘贺晚年仍潜心研习儒家经典，与《汉书》塑造的“暴虐无道”形象形成尖锐反差。

刘贺之废，本质是西汉中期皇权与权臣博弈的缩影。霍光以“周公辅成王”自况，却行“伊尹放太甲”之实；宣帝亲政后诛霍氏全族，却始终未为刘贺平反，盖因承认其冤屈即否定自身继位合法性（宣帝本为庶出旁支，得霍光扶持登基）。刘贺墓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写了西汉政治史细节，更促使学界重审《汉书》史料的建构性——官方史书常为胜利者书写，而地下文物则提供沉默却坚硬的另一种真实。今天回望刘贺，他既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亦是被史笔抹黑的读书人；那27天的龙椅，承载的不是昏聩，而是一个青年诸侯王在帝国中枢猝不及防的窒息与挣扎。他的悲剧不在荒唐，而在清醒——清醒地踏入陷阱，清醒地被定义，却再无开口辩白的机会。

汉废帝刘贺，西汉历史上最具戏剧性与悲剧色彩的帝王之一。他并非出身于皇权核心继承序列，却因昭帝早崩、无子嗣而意外被权臣霍光推上天子之位；登基仅27天，即遭废黜，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非幼年傀儡或追尊者），也是唯一被正式下诏废除帝号、削爵为民的“真皇帝”。刘贺生于公元前92年，是汉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幼年袭封昌邑王，治所在今山东巨野一带。史载其“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但近年海昏侯墓考古发现颠覆了传统叙事——出土的《论语》《易经》简牍、大量乐器、青铜酒器及“孔子屏风”等文物表明，刘贺实为受过系统儒学教育、具备相当文化素养的诸侯王，并非《汉书》所斥之“淫乱”“不孝”“不修德行”的昏聩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