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原始佛典文本出发，《地藏菩萨本愿经》（唐·实叉难陀译）通篇未以生理性别定义地藏菩萨。经中称其“威神誓愿不可思议”，强调其“分身百千万亿，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所化现之身皆为度生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菩萨”一词在梵语中为bodhisattva，属中性名词，无语法性别；汉译虽用“他”字代指，但此乃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历史惯用，并非特指男性。早期印度佛教艺术中，如阿旃陀石窟第17窟壁画及犍陀罗浮雕所见地藏形象，多呈王子装束——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璎珞庄严，面容清俊而无胡须，体态修长柔和，兼具勇毅与慈悲气质。此类造型源于“转轮圣王”与“大士”（mahāsattva）的理想人格范式，本质是超越世俗性别的精神圆满者之象征。

其次，汉地造像传统的性别呈现具有高度语境化特征。唐代以前，地藏多作比丘形，光头、着袈裟、持锡杖与宝珠，明确体现其“出家僧相”身份——而依律制，比丘为男性受具足戒者，故此阶段形象确以男性僧侣为蓝本。但需警惕的是：僧相是角色示现，非本体定性。正如《维摩诘经》明言：“佛身即法身，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地藏在《十轮经》中自述：“我今现作沙门之像，为欲成熟诸有情故。”可见其比丘相是应机教化的权巧示现，而非对其法身本质的限定。

至宋元以降，地藏形象发生显著流变。尤其在江南地区水陆画与民间宝卷中，出现“金乔觉化身”与“道明、闵公侍立”组合，地藏面容渐趋圆润慈和，衣饰更趋华美，部分造像甚至略带母性温润感。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将金乔觉描述为“新罗国王子，二十四岁祝发，携白犬航海来华”，强化其历史人物属性；而清代以来的通俗文学与目连戏中，地藏常被赋予“幽冥教主”“慈母护婴”等复合职能，其救拔婴灵、安抚亡魂的叙事，无形中吸纳了民间对女性守护神的期待心理。这种文化层累并未改变其经典定位，却使大众感知趋向柔化，甚至误读为“女性菩萨”。

再考语言翻译层面。“地藏”梵名Kṣitigarbha，kṣiti意为“大地”，garbha意为“胎藏、含藏、宝藏”，合指“如大地般含藏一切功德种子，能出生万善”。此名本身无性别指向。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称其“安忍不动，犹如大地”，突出其德性特质而非形貌特征。而“王”字加称（地藏王菩萨），系汉地尊称习惯，类同“观音王”“文殊王”，属敬语后缀，非政治性封号，更不暗示性别。

尤为重要的是佛教根本义理立场。《大般若经》《金刚经》反复申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菩萨于法，应无所住”。性别概念属于“假名施设”，在胜义谛中本不可得。《楞严经》更直言：“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菩萨可化现天、人、阿修罗乃至畜生、饿鬼之形，男相女相皆为度生方便。因此，执着于地藏是男是女，恰与佛法破执宗旨相违。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曾开示：“菩萨随缘示现，岂拘男女？若必执相而求，则失其本矣。”

当然，当代性别研究视角亦提供新思。学者如Rita M. Gross指出，佛教传统中虽有“女身不能成佛”等历史表述（见《首楞严经》争议段落），但大乘经典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已借龙女八岁成佛公案，彻底消解性别障碍。地藏信仰在东亚女性信众中尤为普及，因其救度亡亲、超荐堕胎婴灵等功能，契合传统女性在家庭祭祀与生死关怀中的核心角色。这种信仰实践中的“柔性共鸣”，是文化适应的结果，而非教义设定。

综上，地藏王菩萨在经典中无固定生理性别，在造像中依时代与功能需要呈现多元样貌，其本质是超越二元对立的法身悲智之化现。与其追问“是男是女”，不如体认其“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愿力深度与“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担当广度。真正的理解，始于放下概念分别，归于对大愿精神的虔诚践行。

在汉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地藏王菩萨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闻名于世，其形象常见于寺院地藏殿、民间超度法会及《地藏经》诵持场景中。然而，一个长期萦绕大众认知的疑问始终未被充分澄清：地藏王菩萨是男还是女？这一问题表面关乎性别指称，实则牵涉佛教义理、图像学传统、翻译史、本土化过程及宗教符号的象征逻辑。要准确回答，须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从经典依据、造像演变、梵汉译释与文化接受四个维度展开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