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厘清原始文献依据。《三国志》陈寿所撰正史中，对周瑜的描写极尽褒扬：“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实奇才也”，更明确记载其“长壮有姿貌”，任建威中郎将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而关于其装束，《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程普）虽在军旅，亲以右职待之……时人皆呼为‘周郎’。”虽未直书“羽扇纶巾”，但“郎”在汉末魏晋特指风度翩翩、服饰雅洁的青年俊彦，其日常仪容必重修饰。反观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仅言其“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未提任何服饰细节；裴注引《魏略》称其“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亦无羽扇纶巾之迹。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最早将诸葛亮与羽扇联系起来的文献，是东晋习凿齿《襄阳记》所载：“诸葛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此处“葛巾”为葛布所制头巾，“白羽扇”确为实物，但“葛巾”非“纶巾”——纶巾乃青丝编织之巾，盛行于魏晋士族，属更高规格的冠饰，多见于《世说新语》中王导、庾亮等名士形象。而诸葛亮所戴“葛巾”，实为隐逸士人常用装束，与周瑜作为东吴统帅所佩之“纶巾”在身份象征上存在本质差异。

再考“纶巾”之制。据《玉篇》《广韵》及宋代《事物纪原》考证，“纶巾”始见于魏晋，为“以丝带织成之巾”，形制庄重，常配玉簪，是军政高官临阵指挥或清谈论道时的正式首服。《晋书·谢安传》载其淝水之战前“围棋赌墅”，“著屐步归，不言战事”，后人绘像多补以纶巾，即取其儒帅意象。而周瑜以中护军、偏将军身份督军赤壁，完全符合佩戴纶巾的制度身份；诸葛亮直至赤壁之战时仅为刘备幕僚“军师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尚未形成独立统帅地位，且蜀汉早期军制简朴，无使用纶巾的明确记载。故从职官制度与服饰礼制双重维度审视，“羽扇纶巾”更合周瑜之实。

文学书写则加速了形象错置。唐代以前，诸葛亮形象尚偏重“识治之良才”（陈寿评语），至杜甫《咏怀古迹》“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始强化其战略家气质；而真正完成神化跃升的是元代《三国志平话》与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小说将赤壁之战主谋全数移至诸葛亮名下，虚构“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情节，并刻意强化其“羽扇”道具——第45回写其“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至此“羽扇纶巾”彻底固化为诸葛亮符号。这种文学重构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基于南宋以来理学尊刘贬曹思潮，以及蜀汉正统论的政治需求，通过视觉符号的挪用，将周瑜的军事才华与儒雅风度转嫁于诸葛亮，以构建符合儒家理想的“王佐之才”范式。

值得深思的是，苏轼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他在《赤壁赋》中自注：“周瑜二十四岁为中郎将，时人皆呼为周郎。予谓周郎固善战，然其智略岂止于此？”又在《与范子功书》中坦言：“作《赤壁词》，专咏周公瑾，非孔明也。”可见东坡创作本意，正是借周瑜之盛年功业反衬自身宦海沉浮，词中“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皆紧扣周瑜生平，若误植为诸葛亮，则年龄、婚配、职务全然不合逻辑——诸葛亮赤壁时已近不惑，且早年丧妻，绝无“初嫁”之况。

综上，“羽扇纶巾”在历史本源上属于周瑜，在文学传播中被让渡给诸葛亮，这一转移过程恰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典型范式：正史提供骨架，诗文注入血肉，戏曲小说完成塑形，最终大众记忆只留下最富感染力的符号。今日重审此问，不仅为正名，更是提醒我们：每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文化符号背后，都叠压着层累的阐释与选择；而真正的历史理解，始于对文本证据的敬畏，终于对建构逻辑的清醒。

羽扇纶巾”四字，自北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句广为传诵以来，便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中极具画面感的儒将符号。然而，这四个字究竟指向何人？千百年来聚讼纷纭：民间普遍视其为诸葛亮的专属标志——戏曲中诸葛亮手持白羽扇、头戴青丝帛巾的形象深入人心；而学界考据却多倾向认为，苏轼词中“羽扇纶巾”实指周瑜，非诸葛亮。这一看似微小的名物归属问题，实则牵涉史实记载、文学书写、形象流变与权力话语的多重交织，是观察中国古代历史记忆建构机制的绝佳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