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亡命奔涿郡（约184年）。关羽因在家乡“犯事”杀豪强而逃亡，辗转至幽州涿郡，结识刘备、张飞，三人“恩若兄弟”，于桃园结义——虽“桃园结义”属后世文学概括，但《三国志》明确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体现早期政治同盟的情感基础与组织雏形。

第二，随刘备转战青徐（191–194年）。关羽参与讨伐黄巾余部、镇压黑山军、协助陶谦守徐州等战役，初显勇略。《三国志》载其“万人敌”之誉即源于此阶段实战表现，尤以在下邳突围、掩护刘备家属撤退等行动中展现卓越指挥与断后能力。

第三，建安五年降曹与白马解围（200年）。官渡之战前，刘备被曹操击溃于小沛，关羽暂归曹营。曹操厚待之，拜偏将军。当袁绍大将颜良围白马，关羽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而还，“绍诸将莫能当者”，此役直接扭转官渡战局，亦是正史唯一明确记载其单骑突阵斩将的战例，奠定其超凡武勇的历史实证。

第四，挂印封金，千里寻兄（200年）。得知刘备在袁绍处后，关羽尽封曹操所赐金银印绶，留书辞别，北上穿越曹境数郡。此举非仅忠义象征，更是对汉末士人“主从契约”的实践——效忠对象具人格性与道义性，而非单纯依附权势。

第五，镇守荆州南郡（214–219年）。刘备入川后，命关羽“董督荆州事”，总揽军政。他整饬水军、屯田积粮、修筑江陵城防，并与东吴周旋：既与鲁肃“单刀会”协商疆界，又严拒孙权联姻请求，称“虎女焉配犬子”，反映其刚直不阿的政治立场与战略清醒。

第六，襄樊之战与水淹七军（219年秋）。关羽北伐曹仁，围樊城、襄阳。时值秋雨连绵，汉水暴涨，关羽乘大船攻陷于禁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此役非偶然水患所致，而是其长期经营水军、熟谙汉水汛期与地形的主动战术成果，《华阳国志》称“羽乘船攻于禁等，遂没七军”，凸显其作为统帅的谋略维度。

第七，吕蒙白衣渡江与江陵失守（219年冬）。孙权采纳吕蒙密计，以商船伪装、精兵潜袭，袭取公安、南郡。关羽后方空虚、将士家属尽落敌手，军心瓦解。此事暴露其外交失衡——未能维系孙刘联盟底线，亦低估东吴战略决心，成为其军事生涯转折点。

第八，败走麦城与临沮被俘（219年十二月）。关羽弃守麦城，率十余骑西行欲入蜀，途中遭潘璋部将马忠伏击于临沮夹石。《三国志》仅记“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未提“过五关斩六将”等演义情节，其败亡本质是孤军无援、补给断绝、情报失效的系统性溃败。

第九，首级送洛阳与曹操厚葬（220年初）。孙权为嫁祸曹操，将关羽首级送至洛阳。曹操识破其计，以诸侯礼葬于洛阳城南，此为汉末罕见的敌对阵营间礼遇，侧面印证关羽在当时士林与政治话语中的崇高地位。

第十，身后追谥与历史升格（260年始）。刘禅于景耀三年追谥“壮缪侯”，虽“缪”含“名与实爽”之贬义，但宋代以降，历代帝王屡加追封：宋徽宗封“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晋“三界伏魔大帝”，清乾隆钦定“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这一持续千年的神化过程，实为儒家忠义观、民间信仰、国家祀典与商业伦理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观关羽十事，其历史形象始终在“人—将—臣—神”四重维度间动态演进。他并非完美无瑕：刚而自矜、轻慢士大夫、外交短视，却正因这些真实缺陷，使其忠勇更具人性厚度。研究关羽，不仅是还原一位武将的履历，更是解码汉末社会结构、军事制度、伦理秩序与集体记忆建构机制的重要切口。他的刀锋曾劈开乱世迷雾，而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谱系中不可替代的坐标。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人，东汉末年著名将领，蜀汉开国功臣，被后世尊为“武圣”。其一生贯穿汉末群雄割据至三国鼎立初期，既是真实历史中的军事统帅，也是文化史中不断被层累塑造的道德符号。梳理其可信史实，需以《三国志·关羽传》为核心依据，辅以《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权威史料，剔除《三国演义》虚构情节干扰。以下十件关键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呈现其真实轨迹与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