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汗国（1256–1335年）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中最具文化张力与政治韧性的政权之一，由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旭烈兀于1256年西征后建立，定都于今伊朗西北部的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其疆域鼎盛时东起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西抵小亚细亚东部，北达高加索山麓，南临波斯湾，囊括今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土库曼斯坦南部等广阔地域。不同于钦察汗国的草原治理模式或元朝对中原制度的深度整合，伊利汗国在短短八十年间完成了从军事征服政权向波斯—伊斯兰君主国家的深刻转型，成为欧亚文明交汇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中介性帝国”。

伊利汗国的奠基始于蒙哥汗时期的战略部署。1251年蒙哥即位后，为扫除伊斯兰世界核心阻力，命旭烈兀率精锐西征。1256年，旭烈兀摧毁木剌夷（阿萨辛派）山堡群，次年攻陷巴格达，终结延续五百余年的阿拔斯哈里发政权——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伊斯兰古典政治权威的崩塌，更引发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震动与反思。1260年艾因贾鲁战役中，伊利汗军虽败于马穆鲁克，止步叙利亚，但其对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的控制已不可动摇。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自立国之初便面临双重合法性建构难题：一方面需维系蒙古“黄金家族”的血统正统性与札撒（蒙古习惯法）权威；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应波斯官僚体系、什叶派与逊尼派宗教精英、琐罗亚斯德遗民及亚美尼亚基督教社群的多元诉求。

真正推动伊利汗国质变的是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的全面改革。他于1295年正式皈依伊斯兰教（逊尼派），不仅终结了此前三代汗王奉行的佛教、景教并重政策，更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他启用波斯宰相拉施特丁主持行政改革：统一税制，废除包税制，推行“土地—税收—军役”三位一体的“伊克塔”新制；设立中央档案机构，系统编纂《史集》——这部以波斯语写就的“世界通史”，首次将蒙古祖先叙事嵌入伊斯兰历史哲学框架，宣称成吉思汗受“真主之光”庇佑，将蒙古征服解释为“清除暴政、恢复正义”的神圣使命。合赞汗还重建水利系统，修复坎儿井，扶持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地的手工业行会，并邀请中国工匠参与大不里士琉璃砖窑建设，使波斯细密画与元代青花瓷纹样在宫廷艺术中交融共生。

伊利汗国的文化融合远超政治表层。拉施特丁主持的“拉施特医学馆”汇聚波斯、阿拉伯、印度与汉地医家，翻译《黄帝内经》节本与印度《妙闻集》，创制“复合药方”体系；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在马拉盖天文台（1259年建）修正托勒密模型，其《伊尔汗历表》被后世沿用二百余年，并通过伊本·赫勒敦传入马格里布。尤为关键的是语言转型：14世纪初，波斯语彻底取代蒙古语成为官方文书语言，而察合台语仅存于部分军事指令中。这种“去蒙古化”的文化自觉并非消解统治根基，反而是以波斯—伊斯兰文明为容器，重构蒙古统治的正当性内核。

然而，伊利汗国的衰亡同样源于其成功所依赖的平衡机制失灵。1335年不赛因汗死后无嗣，诸王争位，地方总督如丘拜尼王朝、卡尔提德王朝、穆扎法尔王朝纷纷割据。1353年，最后一位名义上的伊利汗努失儿完被杀，汗国名实俱亡。其遗产却深刻塑造了后续区域格局：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承袭其行政框架；帖木儿帝国以“继承伊利汗正统”自居，重修大不里士宫殿；萨法维王朝更将伊利汗时期什叶派学者的著作列为立国思想资源。现代伊朗民族叙事中，伊利汗国常被重新诠释为“波斯文明抵御外侵后的再生契机”——它既未被蒙古铁骑碾碎，亦未固守伊斯兰教条，而是在剧烈碰撞中催生出一种兼具帝国气度与本土灵魂的政治文化范式。

今日伊朗西北部留存的伊利汗建筑仍诉说着这段历史：大不里士蓝色穹顶清真寺的蒙古式双层拱券、苏丹尼耶城的四十米高陵墓巨穹（世界最早双壳穹顶实例）、马拉盖天文台残存的环形基址……它们不是征服者的纪念碑，而是文明韧性在石料与星图间的无声证言。伊利汗国提醒我们：帝国的持久性未必在于疆域之广，而在于能否让被征服者自愿成为其意义的共同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