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本质是一场关于皇权合法性、宗法正统与士大夫话语权的激烈博弈。朱厚熜坚持追尊生父为皇帝、生母为皇太后，反对内阁拟议的“考孝宗、母慈寿”方案。他以少年君主罕见的政治意志，联合张璁、桂萼等新进官员，逐步瓦解杨廷和集团。至嘉靖三年（1524年），“左顺门事件”中二百余名官员跪谏被廷杖，十余人当场毙命，标志着皇权对文官系统的决定性压制。此后，朱厚熜成功确立“皇考恭穆献皇帝”庙号，建显陵于钟祥，并将兴献王墓升格为帝陵规制。此举虽强化了个人权威，却严重削弱了内阁与言官的制衡功能，开启了明代皇权专制深化的新阶段。

嘉靖中期以后，朱厚熜逐渐疏离朝政，沉溺道教修炼。他笃信方术，崇奉玄修，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后加号达二十余字。为求长生，他长期服用丹药，命方士炼制“红铅”“秋石”等含重金属成分的“仙方”，导致性情日益暴戾多疑。史载其“喜怒无常，宫婢稍有不慎即遭杖毙”，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爆发“壬寅宫变”，十余名宫女因不堪凌虐，夜缚帝颈几致殒命，虽未遂，却折射出宫廷高压统治已达临界点。此后，他移居西苑永寿宫，二十余年不御正殿，批答章奏皆以“青词”为媒介——这种专为斋醮撰写、辞藻瑰丽而内容空泛的骈俪文，竟成阁臣晋升核心通道，严嵩凭擅写青词独相二十年，朝纲日益败坏。

在对外关系上，嘉靖朝面临多重挑战：北有蒙古俺答汗屡犯宣大、蓟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中，俺答兵临北京城下，焚掠八日，暴露边防体系全面失序；东南则倭患臻于极盛，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四年间，江浙闽沿海“倭寇”肆虐，实则以中国海盗汪直、徐海为首，勾结日本浪人，劫掠商民，朝廷调兵数十万历时十余年始平。财政方面，因连年用兵、营建西苑、广修宫观及频繁斋醮，岁入锐减而岁出剧增，太仓银库常年告罄，加派“提编”“均徭”愈演愈烈，江南重赋区民变频发。与此同时，科举取士僵化，翰林院渐成清要闲职，实干型官员晋升受阻，张居正曾于嘉靖末年上《论时政疏》，痛陈“宗室骄恣、武备积弛、吏治因循、财用匮竭、士气颓靡”五大弊政，惜未获采纳。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朝亦非全然黯淡。文化领域成就斐然：李时珍历时二十七年撰成《本草纲目》，集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之大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开古典目录学新境；戏曲史上，《宝剑记》《浣纱记》推动南戏复兴，昆腔经魏良辅改革初具规模；出版业繁荣，建阳书坊刻印小说、类书蔚然成风。科技层面，唐顺之、赵士祯等人关注火器研发，《神器谱》《神器图说》详载鸟铳、佛郎机炮制法，虽未系统列装，却为晚明军事技术变革埋下伏笔。

朱厚熜逝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遗诏罪己，承认“一念偏误，祸延多端”，终结了其充满矛盾的一生。他既以铁腕重塑皇权秩序，又以迷信耗蚀国家元气；既缔造了嘉靖中兴的表象（如整顿盐政、清理庄田），又亲手埋下隆万改革的深层动因。其统治深刻重塑了明代政治文化基因：内阁权力依附于皇权偏好，监察系统趋于工具化，士风由弘治、正德间的刚直敢谏转向谨慎务实乃至谄媚逢迎。后世史家黄仁宇评曰：“嘉靖皇帝用四十五年时间证明，一个拒绝制度约束的君主，纵有绝顶聪明，终将使整个帝国陷入结构性瘫痪。”他的遗产，不是一座丰碑，而是一面棱镜——映照出帝制晚期皇权、官僚、信仰与社会之间日益尖锐的张力。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在位长达四十五年（1521–1567），是明代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亦是明代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他并非以太子身份继位，而是以藩王之子入承大统——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为明宪宗第四子、明孝宗之弟，封于湖广安陆。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嗣，内阁首辅杨廷和依《皇明祖训》“兄终弟及”原则，迎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入京即位。这一看似合乎法理的继统，却引爆了震动朝野四年的“大礼议”之争，成为嘉靖朝政治生态的奠基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