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约567–621年），字行满，本籍西域粟特，祖上随北魏内迁，落籍京兆长安，后徙居江都（今江苏扬州）。他并非纯粹汉人，而是具有鲜明胡汉交融背景的军事政治人物——其父王粲为西域胡商之后，母为汉族，这种混血身份在隋唐之际的权力结构中既带来边缘性，也赋予其灵活务实、善察人心的政治嗅觉。王世充早年以“明习律令、通晓兵法”入仕，历任仪同三司、兵部员外郎、江都郡丞等职，长期在隋炀帝杨广身边效力，尤以镇压江南叛乱与维稳江都行宫著称。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王世充奉命率江淮劲卒西援东都洛阳，初显统兵之能；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将东都防务全权托付于他，命其“总摄洛口仓、虎牢关及河南诸郡兵马”，成为隋廷在中原腹地最具实权的方面大员。

隋末天下板荡，群雄并起，王世充却非草莽出身，亦非世家门阀，而是典型的体制内逆袭者。他不靠宗族势力，亦无豪强根基，全凭精准的政治判断、严酷的军纪整肃与对底层士卒的现实笼络迅速崛起。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于江都缢杀隋炀帝，消息传至洛阳，留守官员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王世充被推为太尉、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实际掌控东都军政大权。此时洛阳已成孤城：西有李密瓦岗军围困洛口、屡攻含嘉仓；南有李渊自太原南下直指关中；北有窦建德纵横河北；而王世充所依仗者，唯江淮旧部、洛阳府兵残余及大量收编的降卒流民。他果断推行“战时集权制”：废除冗官、严查贪腐、按功授田、厚恤阵亡家属，并亲自巡营抚士，“夜宿军门，与卒同食”，迅速稳定军心。武德元年（618年）九月，他在邙山设伏，以精锐骁果军突袭李密主力，大破瓦岗军于偃师，俘获裴仁基、秦叔宝、程咬金等数十员猛将，一举扭转中原战局，瓦岗自此瓦解。

此役后，王世充威望达至顶峰，但权力欲亦急剧膨胀。他先逼迫皇泰主加封“郑王”，建天子旌旗；次年（619年）四月，假造符瑞、胁迫百官，逼杨侗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郑”，改元开明。其登基仪式极尽铺陈，却难掩合法性危机——既无李渊之关陇集团支持，亦乏窦建德之“宽仁得众”声望，更无杜伏威之江淮地缘根基。他重用亲信段达、单雄信、杨公卿等，排斥元老旧臣，滥施严刑，甚至以“妖言惑众”诛杀谏臣韦津，致使朝野离心。尤为致命的是其用人失当：虽收降秦叔宝、程咬金等名将，却仅以高位虚衔羁縻，不委以机要；而对真正忠勇如罗士信者，反因猜忌调离前线。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唐军东征，以“讨逆安隋”为旗号直扑洛阳。王世充凭坚城死守，初期尚能依托邙山—洛水防线周旋，但唐军围城数月，断其粮道，招降其州县。至次年五月，窦建德率十余万夏军西援，在虎牢关遭李世民伏击全军覆没，王世充彻底丧失外援，被迫出降。

降唐后，王世充被押赴长安，李渊念其未如宇文化及般弑君，且曾名义上尊奉皇泰主，故赦其死罪，贬为庶民，流放蜀地。然行至雍州（今陕西凤翔）途中，竟被仇家独孤修德斩杀于驿馆——此人之父独孤机原为隋室旧臣，曾被王世充以“谋反”罪名诛戮。这一结局极具象征意义：他一生精于算计、擅于权变，却终毁于旧日暴政积下的血债。王世充的兴衰，浓缩了隋末权力重构的典型逻辑——体制内精英在中央崩解后的快速军阀化，以及缺乏意识形态号召力与制度建设能力的政权必然短命的历史宿命。他既非理想主义者，亦非纯粹野心家，而是一个在秩序真空期以技术理性维持统治的实用主义者；他的失败，不在于兵败虎牢，而在于从未真正理解：乱世终结的钥匙，从来不在坚甲利兵，而在民心归附与制度重建。后世史家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曰：“世充为人，猜忍好杀，虽能制胜一时，而仁义不修，终为天下所弃。”这一论断，至今仍具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