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317–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皇权弱而士族强”的政权形态。它并非凭借武力统一或制度创新立国，而是西晋崩溃后，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南迁士族，在建康（今南京）拥立司马睿建立的偏安王朝。这一政权的存续，本质上依赖于皇室与顶级门阀之间脆弱而精密的政治契约——其中，王导辅政堪称东晋门阀政治成型的奠基性事件。

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受命镇守建邺（后改名建康），其时江东人心未附，吴姓士族观望疏离，北来流民武装亦各自为政。真正扭转局面的是时任安东司马的王导。他不仅为司马睿规划江南立足方略，更以极富象征意义的“三月三曲水流觞”活动，邀集顾荣、贺循等吴中名士共赴新亭雅集，借礼乐仪轨消解地域隔阂；又力主“镇之以静”，对周玘等地方豪强既授官职又严控兵权，避免激化矛盾。永嘉南渡后，王导更主导设立“侨置郡县”，安置百万北来士庶，将流民编入“白籍”，保留其原籍郡望，既维系士族身份认同，又规避与土著争夺资源。这种柔性治理，使建康政权迅速获得合法性根基。

王导执政二十余年（318–339年），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官至丞相、录尚书事，却始终不称“摄政”，不居相府，常于西州门听政，自称“仆射”，以谦抑姿态维系君臣表象。他深知东晋皇权不可独尊，亦不可旁落——故扶持庾亮出镇荆州以制衡王敦，又在王敦之乱（322、324年）中一面痛斥其弟悖逆，一面暗助成帝稳定中枢，最终以“王与马，共天下”八字精准概括了权力结构：琅琊王氏提供政治纲领与行政能力，司马氏提供法统符号与宗法正统，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格局深刻塑造了东晋政体：中枢决策多由“中书监”“录尚书事”等门阀高官主导，皇帝诏令需经门阀领袖副署方具效力；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变体，上品几乎全被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垄断；军事则形成“上游荆襄—中游江州—下游扬州”的门阀分镇体系——庾氏据荆州、桓氏继之，谢氏掌北府兵，王氏守中枢，彼此牵制又协同御外。淝水之战（383年）的胜利，表面是谢玄指挥得当，实则依赖谢氏长期经营北府兵、王珣稳定朝议、桓冲让出上游战略空间的门阀协作机制。

然而，门阀政治亦埋下结构性危机。士族重清谈轻实务，庄园经济导致赋税锐减，军功阶层（如刘牢之、刘裕）在寒门将领崛起后渐失控制力。至安帝朝，桓玄篡位（403年）暴露门阀联盟瓦解，而刘裕以寒人出身整合北府旧部，废晋建宋（420年），标志“共天下”模式终结。值得注意的是，王导之后的谢安、王彪之等人虽延续调和政策，但已无力阻止门阀内耗加剧——孝武帝试图倚重王国宝压制谢氏，反致政局崩坏；会稽王司马道子纵容亲信排挤太原王氏，加速统治集团分裂。

从制度遗产看，东晋的侨置郡县催生了南朝“黄白籍”户籍体系；其“清谈玄理”推动佛学与玄学融合，促成《肇论》《高僧传》等思想高峰；建康都城建设更奠定六朝文化地理格局，乌衣巷、朱雀桥成为士族文化的物质铭刻。今日南京城南的“王导谢安纪念馆”仍存宋代碑刻“江左风流”，所纪念的不仅是个人功业，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士族共识替代绝对皇权的制度实验。

这段百年实践表明：门阀政治并非简单的贵族专政，而是在胡族压境、法统残缺、社会解组的极端条件下，精英集团以血缘、婚媾、学术与地缘纽带构建的替代性治理秩序。它的兴衰启示后世：任何政治结构若丧失吸纳新力量的能力，终将被更具组织效能的集团取代——刘裕的北府兵，恰是以军事效率重写士族游戏规则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