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175—200年），字伯符，吴郡富春人，东汉末年杰出军事家、政治家，孙坚长子，孙权之兄，三国东吴政权实际奠基人。史称“小霸王”，因其勇烈果决、用兵如神、气概凛然，酷似西楚霸王项羽，故得此誉。他虽年仅二十五岁便英年早逝，却以短短五年光阴（195—200年）横扫江东六郡，击溃刘繇、严白虎、王朗、许贡等十余割据势力，收编精兵数万，招揽周瑜、张昭、程普、黄盖、吕范等文武俊杰，重建江东行政体系，为日后孙权称帝奠定坚实疆域、制度与人才基础。其崛起之速、用兵之巧、驭下之明，在汉末群雄中罕有其匹。

孙策的早年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性格与能力。初平二年（191年），其父孙坚奉袁术之命讨伐荆州刘表，战死于岘山。年仅十六岁的孙策携母迁居江都，执丧尽礼，同时广交豪俊，暗蓄力量。他深知袁术“志大才疏、反复无信”，故不恋虚职，而是以父亲旧部千余人为本，向袁术请还孙坚遗兵，并借机索要兵马南下发展。建安元年（196年），孙策以“助舅吴景平定江东”为名，率兵渡江，首战牛渚，夺粮草军械；继而破刘繇于曲阿，所向披靡，“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士卒望其麾旗即士气百倍。他严明军纪，下令“敢有屠戮百姓者，斩”，所过之处“鸡犬不惊，秋毫无犯”，迅速赢得民心。攻会稽时，太守王朗据固陵顽抗，孙策采纳虞翻建议，绕道查渎奇袭高迁亭，一战擒王朗，尽收会稽郡。此后两年间，他连克吴郡、丹阳、豫章、庐陵四郡，将江东从支离破碎的豪强割据整合为统一政区。

尤为可贵的是，孙策并非仅靠武力征服。他深谙“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在稳定军政后，立即推行三项关键治理：其一，任贤举能，打破地域门第限制，重用本地士族如顾雍、陆逊（时年十三，已受孙策赏识）、朱治，亦倚重淮泗流寓精英如周瑜、张昭、秦松；其二，恢复秩序，废除苛税，鼓励农桑，修缮水利，使饱经战乱的江东迅速复苏；其三，确立军政分权雏形，设郡国守相理民事，以中护军统诸军，初步构建东吴双轨治理体系。陈寿《三国志》评曰：“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更载其临终嘱托孙权：“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此语非仅兄弟谦让，实为对自身长处（军事统御）与弟弟优势（政治整合）的清醒认知，凸显其作为战略家的远见。

孙策之死，是东吴早期最大变局。建安五年（200年），他在丹徒山狩猎时遭前吴郡太守许贡门客刺杀，伤重不治。凶手虽被当场诛杀，但背后牵涉地方豪强对孙氏集权的抵触——许贡曾密奏朝廷“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足见其威胁已令中原政权警觉。孙策之逝，骤然中断其北上争雄中原的战略构想（彼时曹操正与袁绍对峙于官渡，江东若全力北进，或可改写历史格局），却也意外促成权力平稳过渡：周瑜率兵还镇巴丘以安内外，张昭总领文武，孙权以十九岁之龄承嗣，依兄遗训“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延续孙策所建体制，终成鼎立之局。

后世对孙策的历史定位长期存在张力：《三国演义》将其塑造成忠勇仁厚的悲剧英雄，弱化其政治手腕；而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孙氏之兴，实自伯符，非仲谋之功也。”现代史学界愈加强调其制度性贡献——他不仅打下江东，更以务实政策重建基层秩序，以开放姿态融合南北人才，以法治精神约束军队，使江东从“荒服之地”跃升为可与曹魏、蜀汉长期抗衡的政治实体。若论三国奠基者，曹操肇始北方霸业，刘备开创西南基业，而孙策，则是以青春热血与超凡魄力，在长江下游亲手锻造出一个新政权的钢铁骨架。他的早逝令人扼腕，但他留下的江东，早已不是孙坚时代的流寇武装，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结构完备、足以支撑三代君主的成熟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