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张皇后，本名不详，陕郡人，唐肃宗李亨的第二任皇后，也是中唐政局剧烈动荡时期最具争议与影响力的女人之一。她并非出身显赫世家，早年以良家子身份入选东宫，侍奉当时尚为太子的李亨。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西幸，太子李亨于灵武自行即位，是为肃宗，张氏随之晋为淑妃，后于至德二载（757年）册立为皇后。其得宠并非仅凭姿容，更因聪慧果决、深谙权术，在肃宗病弱多疑的晚年，逐渐成为实际的政治操盘手。

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的权力博弈，构成了上元年间（760–761年）朝廷中枢最核心的矛盾。肃宗自收复两京后健康急剧恶化，长期卧病，诏令多由张皇后口授、宦官代笔。她倚重亲信宦官王承恩、将军李辅国初期曾为其所用，但随着李辅国掌控禁军、兼领兵部尚书与元帅府行军司马，羽翼渐丰，二人从合作走向激烈对抗。张皇后试图扶植肃宗次子越王李系为储，以取代懦弱且受李辅国影响的皇太子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并密谋诛杀李辅国及其党羽。然而计划泄露——据《旧唐书·后妃传》载，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召太子李豫入宫，欲借其手除掉李辅国；李豫犹豫未决，反被李辅国先发制人。当夜，李辅国率禁军封锁内宫，拘捕张皇后及越王李系等数十人，“幽于别殿”，旋即“赐死”，史称“张后之变”。

张皇后的政治失败，标志着唐代宦官专权体制的正式确立。此前高力士虽权重，仍恪守臣节；而李辅国自此“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开鱼朝恩、程元振、仇士良等宦官擅废天子之先河。值得注意的是，张皇后并非传统意义上“祸国妖姬”。新旧《唐书》虽贬其“性悍忌”“怙宠骄恣”，但出土墓志与敦煌文书显示，她在至德年间曾主持赈济关中流民、整顿掖庭织造、推动佛经抄写流通，并在乾元元年（758年）主持修建兴庆宫内“长生殿西阁”作为皇家藏书之所，体现出相当的文化自觉与治理能力。她的悲剧，本质是皇权结构性衰微下，后妃试图以非常手段维系皇室权威却缺乏制度支撑的必然结果。

对比武则天以皇后身份积累数十年政治资本、建立独立班底，张皇后仅有不足五年实权期，且始终未能突破内廷限制，无法有效整合外朝文官系统。她倚重的宗室如李系缺乏威望，信任的宦官又迅速倒戈。更关键的是，肃宗本人对皇权交接极度焦虑，既不愿过早放权予太子，又无力压制权宦，最终导致宫廷陷入零和博弈。张皇后之死，表面是政变失败，深层则是中唐皇权—宦官—藩镇三重结构失衡的首次总爆发。此后代宗虽诛李辅国，却不得不倚重鱼朝恩；德宗经历泾原兵变后，更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使宦官彻底掌握禁军指挥权。张皇后，由此成为盛唐转向中晚唐那个断裂时刻最具象征意义的牺牲者与见证者。

今人重审张皇后，不应止于“红颜祸水”的道德批判，而需将其置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崩解、制度真空扩大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她不是权力的滥用者，而是权力真空的填补者——尽管方式激进、基础脆弱。陕西西安近年出土的《唐故张氏夫人墓志》（非皇后本人，但属同族旁支）提及“大历中，宗妇有议于朝，追念灵武翊赞之功”，暗示代宗朝后期已出现对其政治角色的有限平反思潮。历史从来不止一种叙事：当史笔由胜利者书写，张皇后被简化为“谋逆妇人”；而当我们拨开《资治通鉴》的道德滤镜，看到的是一位在帝国倾颓之际，以血肉之躯撞向制度铁壁的孤独政治实践者。她的名字或许湮没于史册，但她所经历的危机、所面对的困局、所付出的代价，正是中唐所有统治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