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古济（1590—1635），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三女，生母为继妃富察·衮代，是后金政权早期最具政治分量的公主之一。她并非民间俗称的“哈达公主”——这一称谓实为误传：哈达部早在1601年即被努尔哈赤吞并，其末代贝勒吴尔古代于1607年去世后，哈达已不复为独立政治实体；莽古济本人从未受封“哈达公主”，亦未嫁予哈达贵族。所谓“哈达公主”之名，或源于其初嫁对象吴尔古代之子——即哈达末裔台吉吴尔古代（同名，为第二代吴尔古代）——但此人实为努尔哈赤为羁縻旧部所收养的养子，并非真正掌权的哈达统治者。这一误称长期见于网络与通俗读物，却严重混淆了清初满洲婚姻政治的真实逻辑。

莽古济生于建州女真崛起的关键时期。其童年亲历了统一建州五部、兼并海西四部的战争进程。1607年，年仅十七岁的她奉父命下嫁哈达部遗裔吴尔古代（即努尔哈赤养子），此举具有典型的政治联姻性质：既安抚归附的海西旧部，又以血缘纽带强化对哈达残余势力的控制。婚后数年，吴尔古代于1619年前后病逝，莽古济守寡。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为巩固新占辽东汉人聚居区的统治，将莽古济改嫁予蒙古敖汉部首领琐诺木杜棱——此举标志着后金战略重心转向联合漠南蒙古以对抗明朝。琐诺木杜棱后因战功受封敖汉旗首任扎萨克，莽古济由此成为连接满蒙两大政治集团的关键人物。

然而，莽古济的政治价值始终依附于父兄权威。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后，其弟舒尔哈齐系后裔、侄子阿敏与侄女莽古济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更关键的是，她与皇太极的权力关系日益紧张。皇太极继位后推行集权改革，削弱诸贝勒议政权力，而莽古济作为努尔哈赤直系子女中少有的成年女性，拥有独立属民、庄园及佐领，且与二哥阿敏、三哥莽古尔泰关系密切——后者于1632年因“御前露刃”事件被削爵幽禁，不久暴卒。莽古济随即被剥夺固伦公主封号，降为和硕公主，并遭削籍离旗。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633年。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告发其参与“密谋废立”案：据《清太宗实录》载，莽古济曾于私邸设坛诅咒皇太极，与其弟莽古尔泰、姐夫琐诺木杜棱及部分蒙古台吉密议拥立阿敏之子为汗。此案虽缺乏直接物证，但皇太极借此展开大规模清洗——1635年，莽古济被定为“悖逆大罪”，处以凌迟极刑，成为清代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先汗之女；其子额必伦、女儿等十余人皆被处斩；琐诺木杜棱虽免死，却被削去扎萨克之职，敖汉部兵权尽归朝廷；莽古尔泰一系彻底覆灭。值得注意的是，清宫档案中未见莽古济任何亲笔文书或供词留存，所有指控均出自家奴口供与连坐审讯，反映出后金政权转型期司法程序的高度政治化。

莽古济之死，绝非孤立的宫廷悲剧，而是清初权力结构重构的缩影。她的一生横跨建州部落联盟、后金汗国、向清朝过渡三个阶段：早年婚姻服务于部落整合，中年联姻指向满蒙同盟构建，晚年则沦为汗权绝对化的祭品。其被抹除的官方身份——从“格格”到“固伦公主”再到“罪妇”——恰映射出清代公主制度的成型轨迹：顺治朝起，公主封号严格按皇帝嫡庶、生母地位及政治需要授予，再无努尔哈赤时代“诸女皆可称格格”的弹性空间。康熙以后，公主婚配更完全纳入理藩院统筹，个人意志彻底让位于王朝战略。

今日回望莽古济，不应止步于“悲情公主”的符号化叙事。她掌握着数百户属民、参与过敖汉部军政事务、在沈阳故宫档案中留有数次觐见皇太极的记录——这些细节表明，她具备相当程度的政治实践能力。她的覆灭，本质上是旧式“汗室共治”模式与新式“君主专制”体制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当皇太极将“汗”升格为“皇帝”，昔日共享议政权的叔伯兄弟、姐妹姑嫂，便成了必须清理的“前现代残余”。莽古济的鲜血，最终浇灌出清代宗室等级森严、女性彻底边缘化的政治土壤。她的名字被清修《玉牒》刻意简略记载，被《清史稿》归入“诸王传”附录而非“公主表”，这种系统性消音，比凌迟本身更深刻地定义了她在历史中的位置——一个被胜利者书写逻辑抹去真实面孔的开国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