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历史并非一个单一、线性的政治实体发展史，而是由多重文明层积、语言更迭、宗教嬗变与权力重组共同编织的宏大叙事。它跨越近五千年时空，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延续至公元12世纪德里苏丹国崛起前的古典晚期，构成世界古代文明中持续时间最长、文化韧性最强的体系之一。这一历史进程既无统一的“印度国”概念（“India”一词源于希腊人对印度河Sindhu的转音，梵语中长期称此地为“Bhāratavarṣa”或“Jambudvīpa”），也未形成持久的中央集权帝国，却以惊人的文化连续性——尤其通过梵语经典、种姓制度雏形、达摩观念与轮回思想——塑造了南亚次大陆的精神基底。

古印度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五大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2600–1900年）、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600年）、列国时代（约公元前600–320年）、帝国时代（孔雀王朝、巽伽、甘婆、贵霜，公元前320年–公元300年）以及古典时代（笈多王朝至后笈多时期，公元4–6世纪）。每一阶段均非简单替代，而呈现显著的叠压与转化。例如，哈拉帕遗址中出土的独角兽印章、祭司塑像与精密排水系统，表明其已具备高度组织化的城市治理与仪式实践；而当该文明因气候干旱、河流改道及可能的雅利安人群迁入趋于衰落时，新来者并未摧毁旧有文化土壤，反而在数百年间吸收本地天文知识、母神崇拜与火祭传统，最终催生《梨俱吠陀》中兼具战神颂歌与宇宙哲思的复合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雅利安人迁入”说曾长期主导西方学界叙事，但近年考古遗传学（如2018年《Science》刊发的印度次大陆古DNA研究）显示：公元前2000纪中叶进入印度西北部的人群，并非单一群体“征服者”，而是与本地居民发生深度混血；所谓“雅利安”更应理解为一种语言文化标签——操原始印欧语支方言的游牧社群，其核心遗产是梵语的形成与口传《吠陀》传统的制度化。至列国时代，恒河流域兴起十六大国（Mahājanapadas），其中摩揭陀凭借铁器农业与战略位置迅速崛起，而与此同时，沙门思潮勃兴：佛陀在菩提伽耶悟道，大雄创立耆那教，顺世论派质疑吠陀权威，阿耆毗伽派专注苦行实践——这些思想运动并非反宗教，而是对“业力”“解脱”“正法”（dharma）等概念进行哲学重构，直接促成《奥义书》的思辨高峰与早期佛教经典的结集。

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孔雀推翻难陀王朝，建立印度史上首个幅员辽阔的集权帝国。其治下不仅统辖从阿富汗赫尔曼德河至孟加拉湾的广袤疆域，更依托考底利耶《政事论》构建起精密的官僚体系：设六大部门分管财政、军备、情报、司法、公共工程与外交；实行土地国有制与阶梯税率；设立监察官（pradeshtri）直隶国王。阿育王即位初期以武力征服羯陵伽，致十五万人被俘、十万人阵亡，其悔悟后颁布的岩刻法敕（如第十三号敕令）成为人类最早以公共铭文形式宣示统治伦理的实物证据——强调非暴力（ahiṃsā）、尊重各教派、设立“正法官”（Dhamma-mahāmātra）调解民间纠纷。这种将道德律令制度化的尝试，远超同时代波斯“贝希斯敦铭文”或罗马《十二铜表法》的政治意涵。

笈多王朝（公元320–550年）则代表古典印度的黄金时代。超日王二世时期，梵语文学达至巅峰：迦梨陀娑《沙恭达罗》以诗性语言探讨命运与记忆，《云使》借药叉信使之口勾连地理与情感；阿耶波多精确计算圆周率π≈3.1416，提出地球自转假说；纳兰达寺成为跨区域学术中心，吸引中国法显、玄奘前来求法。此时“种姓”（varṇa）虽在《摩奴法典》中被法典化，但实际社会结构远比四阶层模型复杂——职业世袭的“贾提”（jāti）网络更具操作性，且大量部落群体通过献祭、通婚或服务王权实现“梵化”上升。换言之，古印度的社会秩序是动态协商的结果，而非僵化等级。

必须指出，古印度历史长期依赖“三重史料”互证：一是考古遗存（如摩亨佐-达罗浴场、桑奇大塔浮雕、阿旃陀石窟壁画）；二是文献传统（梵语、巴利语、普拉克里特语写本，含《往世书》《往世书》史诗与佛教律藏）；三是域外记载（希罗多德《历史》提及印度金矿，麦加斯梯尼《印度志》记录华氏城街市，中国《大唐西域记》详载七世纪北印百国风土）。三者常存张力：如《摩诃婆罗多》称俱卢之战动用“布拉马斯特拉”（类核武器），考古却未见相应毁灭层；又如玄奘记载戒日王治下“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而同一时期南印帕拉瓦王朝碑铭却强调湿婆神庙建设优先于佛寺。这种多元叙事本身，恰是古印度历史真实性的有力注脚——它拒绝被简化为单一真相，而始终在记忆、诠释与再创造中延展生命。

直至公元8世纪阿拉伯军队进入信德，古印度的历史逻辑才开始遭遇根本性挑战：梵语精英文化圈逐步收缩，地方俗语（Apabhramsha）文学兴起，伊斯兰行政术语渗入地方治理文书。然而，即便在德里苏丹国时期，《罗摩衍那》仍被译为波斯语，苏菲圣徒援引《薄伽梵歌》阐释“神爱”，证明古印度的思想基因从未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