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1886年9月28日－1956年4月2日），广东高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兼具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三重身份的杰出人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创始人之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关键推动者、新中国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一生跨越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亲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国共合作、南昌起义、抗日救亡及政协建国等重大事件，在思想演进、政党实践与社会动员中展现出罕见的理论自觉与行动韧性。

谭平山早年就读于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今华南师范大学前身），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哲学与教育学，深受梁启超改良思想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双重影响。归国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保持密切通信，是《新青年》在华南地区的重要传播者。1920年，他在广州发起组织“广东共产党小组”（属中共上海发起组指导下的早期地方组织），虽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公认为中共创建时期“南陈北李”之外最具影响力的第三股建党力量代表。1921年中共一大后，谭平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主持建立广东第一个党支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党员逾百人，为大革命时期广东工农运动奠定组织基础。

尤为突出的是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桥梁作用。1924年，谭平山以中共党员身份出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是唯一进入国民党核心决策层的中共高级干部。他主导改组国民党地方党部，推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落地，主持制定《国民党党务整理案》，将大量进步青年、左翼知识分子和工农骨干吸纳进国民党基层组织。毛泽东曾评价：“平山同志在国民党内工作，如履薄冰而持正不阿，其组织力与政治定力，实为当时党内罕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谭平山坚决反对妥协退让，联合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人发起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起义后成立的临时政权机构），并签署《八一宣言》，首次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和“土地革命”纲领。尽管起义失败后他因与中共中央在策略上存在分歧而暂离组织，但从未放弃革命信仰。

1930年代，谭平山流亡香港、澳门，创办《民族战线》《抗战导报》等刊物，坚持反蒋抗日立场；抗战全面爆发后返粤组织“广东各界救国会”，动员华侨支援前线；1941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成为中间党派中坚定拥护中共主张的代表人物。1948年，他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主持起草新中国首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条例》，推动行政监察制度化建设。1956年病逝于北京，周恩来亲致悼词称其“毕生追求真理，三起三落而不改其志，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谭平山的思想遗产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他早年信奉教育救国，继而转向阶级革命，最终落脚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建构；其政治实践始终贯穿着对“政党—群众—国家”关系的深刻思考。不同于纯粹理论家或军事将领，他更擅长在复杂政局中构建组织网络、调和多元力量、转化政治共识。近年学界重新评估其历史地位，认为他是中共早期“组织路线”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关于“党团协同”“跨党合作”“基层动员机制”的探索，至今仍具现实启示意义。广东高明建有谭平山故居纪念馆，中央档案馆藏有其手稿237件、书信1100余通，其中1923年致孙中山论农民问题的长函，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作为横跨多个政治阵营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的近代人物，谭平山的一生印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与必然性。他的名字不应仅存于党史教科书的章节标题中，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精神坐标——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策略、独立与合作之间，始终保持清醒判断与实践勇气的历史人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