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轮战（1984—1989年），即中国军队在云南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南军队实施的持续性防御作战与轮换式进攻行动，是中越边境冲突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军事实践。它并非突发性战役，而是中越关系全面恶化、地缘博弈深化、国防战略转型与国际格局变动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历史必然。其发动原因需置于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的宏观背景中系统审视。

首先，直接导火索是越南在1979年战后拒不撤出侵占的中越边境骑线点阵地，并持续蚕食中国领土。1979年2月—3月的对越自卫还击战虽达成惩罚性作战目标并主动回撤，但越军随即抢占老山、者阴山等十余处骑线制高点，修筑永备工事、布设雷场、部署重炮，将这些本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山头变为监视、袭扰我方纵深的“前哨堡垒”。仅1980—1984年间，越军向我云南麻栗坡县境内发射炮弹逾万发，造成边民死伤千余人，耕作受阻、学校停课、村寨迁移，边境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渠道严正交涉，越南当局却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为名，将非法占领合理化，使和平解决争端路径实质性关闭。

其次，深层动因在于越南推行“印支联邦”战略，严重威胁中国西南地缘安全。1978年越南加入苏联主导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成为苏联在东南亚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越军于1978年底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扶植韩桑林傀儡政权，并长期驻军十余万。此举不仅践踏国际法与民族自决原则，更意图构建以河内为中心、涵盖老挝、柬埔寨的“印度支那联邦”，将中南半岛变为围堵中国的前沿地带。对中国而言，若默许越南控制中越边境要隘，等于纵容其形成“北压云南、西控澜沧江通道、南联柬老”的三面合围态势，西南战略腹地门户洞开，成昆铁路、贵昆铁路等国家命脉干线将暴露于越军远程火力覆盖之下。

第三，两山轮战亦是中国军队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试验场。1979年作战暴露出我军在指挥协同、火力运用、电子对抗、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系统性短板。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以老山战场为“实战化练兵基地”，通过“部队轮换、战术轮训、装备轮试”模式，让全军各大军区部队分期赴滇参战。从昆明军区首战收复老山（1984年4月28日）、者阴山（1984年5月1日），到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北京军区及武警部队轮番上阵，累计投入陆军师级以上单位28个、炮兵集群15个、防空与工兵部队数十支，参战官兵逾60万人次。此间首次大规模应用国产红箭-73反坦克导弹、81式自动步枪、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并开展电子干扰、夜视侦察、坑道伪装等新战术演练，为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的合成化、专业化改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战数据支撑。

第四，国际维度上，两山轮战承担着配合全球反苏战略的隐性使命。1980年代正值美苏冷战高峰，美国重启对华军事技术合作，默许中方在边境施压越南——因越南深陷柬埔寨泥潭，其经济与军事资源被严重透支，客观上削弱了苏联在亚太的战略支点。中国坚持“不结盟但有底线”的外交方针，既未与美国公开结盟，又以坚决的军事存在向世界表明：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决心不容置疑，任何企图借外部势力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1986年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苏联战略收缩，越南被迫调整对外政策，中越关系逐步走向缓和，而两山轮战恰在此过程中完成其历史使命——1989年10月，最后一批轮战部队撤离前沿，中越边境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两山轮战始终恪守“有限战争”原则：作战区域严格限定于边境线我方一侧5—10公里范围内；不攻击越南纵深城市与交通枢纽；不使用化学武器或大规模空袭；所有军事行动均配合外交声明同步发布。这种高度克制的实战表达，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力与法治精神，也为后来处理类似边界争端树立了“以武止戈、以战促谈”的范式样本。

综上，两山轮战绝非孤立的边境摩擦升级，而是主权捍卫、地缘破局、军队重塑与国际博弈四重逻辑共振的历史产物。它用鲜血浇筑了西南边疆的和平屏障，以实战淬炼了人民军队的打赢能力，更以坚定而理性的力量宣示：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建立在不容侵犯的领土完整与不可动摇的国家尊严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