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十年，史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阶段以国共两党武装对抗为主线，交织着政治博弈、军事围剿与反围剿、根据地建设、思想启蒙与国际局势变动，深刻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走向。其起点是1927年国民党右翼势力发动的“清党”运动，终点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正式形成。十年间，一系列标志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两党力量对比，更奠定了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基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面对白色恐怖，中共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受挫后转向罗霄山脉，于10月抵达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开启“工农武装割据”新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转战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井冈山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极大激发农民参军参政热情。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根本原则，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里程碑。

1930年冬至1934年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前四次均遭失败：第一次（1930.12—1931.1）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被红一方面军以“诱敌深入”战术歼灭张辉瓒师；第二次（1931.4—5）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推进，红军仍凭机动穿插取得胜利；第三次（1931.7—9）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红军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策略打破围剿；第四次（1933.2—3）虽因临时中央错误指挥一度被动，但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仍获黄陂、草台岗大捷。然而，第五次围剿（1933.10—1934.10）因博古、李德推行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放弃运动战，强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导致广昌战役惨败，中央苏区丧失殆尽，被迫战略转移——即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始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历时两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途中经历湘江战役（损失过半）、遵义会议（1935年1月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生死考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甘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长征胜利结束。长征不仅保存了党和红军骨干力量，更锻造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与此同时，其他革命根据地亦顽强发展：鄂豫皖苏区曾拥兵4.5万，红四方面军在此壮大；湘鄂西、闽浙赣、琼崖、左右江等根据地相继建立，形成“星火燎原”之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颁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尝试构建新型政权形态。而国民党方面则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在占领区强化保甲制度、新生活运动与“剿共”宣传，同时借助财政改革（如关税自主、法币政策）巩固统治基础。

十年内战并非孤立进行，始终受到国际环境制约：苏联对中共提供有限援助与理论指导；日本侵华步伐加快——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据此调整策略，1935年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折点，直接促成国共再度合作。

综观十年内战，它既是残酷的军事对抗期，也是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淬炼期。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扎根，从依赖外援到独立决策，从组织涣散到纪律严明，从军事失利到战略升华，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承载着道路选择与制度探索的深重意义。这段历史不仅解释了为何中共最终赢得民心与政权，更揭示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与必然性——它根植于本土社会结构，回应了农民的土地诉求，契合了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